王佐（1428年至1512年），男，字汝学，临高县新化乡蚕村都透滩村（今国营红华农场透滩村）人。因其家乡多刺桐，又称为王桐为。明代海南著名诗人。
明宣德三年（1428年）生，父亲王原恺为世袭抚黎士舍官。母亲唐朝选，是琼山唐舟（监察御史）的侄女，生二女一男。王佐大姐王春，二姐王兰。王佐七岁时，父亲去世，教养子女的重任由母亲承担。母亲知书识礼，命王佐追随名师，虽远在千里之外，也遗王佐前往就读，学问日进。稍长，母亲索性带他回娘家，拜叔父唐舟及丘浚为师，经过两位名师的指点，王佐获得了很大的教益，为他今后的文学成就打下了基础。
明正统十二年（1447年），王佐刚好20岁，参加乡试中了举人。次年春试，不幸落第。后来进京师太学（国子监）读书。王佐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，祭酒吴节、司业阎禹锡都称赞他，并向宰相李贤推荐，李贤也深信他将来必成大器。可是，由于某些权势者的妒忌，多方压抑，王佐在太学呆了19年，始终没有考取进士。眼看年近40，他只好向吏部报到，要求铨补。
明成化二年（1466年），王佐出任高州府同知。那时候，高州府内流寇扰乱。王佐到任后与太守孔镛协力筹谋，领兵守御，贼不敢犯。都御史韩雍采纳了王佐的治乱方案施行后，地方遂告平靖。
明成化五年（1469年），母亲病故，王佐奔丧回家。成化十年（1475年），王佐任福建邵武府同知。在任期间，府属泰宁县发生盗乱，佥事张懋巡行至郡，饬令王佐查察盗情。王佐说：“现在盗势猖狂，如果急攻，必定誓死抗拒，不如采取安抚之策，诱劝投降，以分化贼势。”结果，王佐招降盗贼党羽数十人，余众溃散，境内得以安定。
成化十六年（1480年）王佐调充福建乡考试官，一直到弘治二年（1489年），后改任江西临江府同知。王佐从政二十余年，辗转于三府之间，没有升迁。但是他勤勤恳恳，为老百姓办事，既不趋炎附势，又不阿谀求荣，政绩廉明，士民爱戴，有“仁明司马”之称，故“所居民爱，所去民思”。他每一离任，当地人民就修建生祠来纪念。
王佐晚年回家后，与同县致仕训导谢宁、国子监学生王锡、隐士王政等人为密友，经常互相往访，或谈论诗书，或优游山林，怡然自得。为了修身养性，陶冶情操，他从外地买回400多种花卉，种植在桐乡书院左边，称为聚景园。写下了优雅有趣的回文诗4首。
明正德六年（1511年），王佐奉郡守王子成之命，与唐胄等聚集东岳祠（府城东北0.5公里）编修《府志》。因对一些历史问题看法不一致，王佐仅仅写了一篇《东岳行祠会修志序》便告归。这次修志拖延了十年，正德十六年（1512年）唐胄（海南琼山人）才修成《琼台志》44卷。王佐先写的《琼台外纪》一书，几乎全被唐胄录入（琼台志）。
明正德七年（1512年），王佐在家逝世。享年84岁。
明代琼州府提督副使胡荣称赞王佐“博学多识，见道精审，故诗词温厚和平，文气光明正大，当比拟唐宋诸大家”。
明进士户部侍郎唐胄说：“《琼台外纪》一书，乃王桐乡先生精力所在”，又云：“其词之中易温雅，气之光明隽伟，当比拟于古诸大家”。
明朝进士、文渊阁大学士丘濬说：“所有从学者，尤以王桐乡为最。”
现代诗人田汉评价说：“王桐乡，为民请命之事，爱国惠民之诗，当堪弘扬。”
时任中共海南省委书记的许士杰也曾题赞诗，“不趋权势不矜骄，嗜读诗书志贯霄;鸡肋自谦多趣味，关心民瘼永心焦。”
现代文豪郭沫若（四川乐山人）称赞他为爱国诗人。
王佐一生好学，晚年归家常与密友谈论诗文，优游山林，养花种草，著书自乐。在七旬高龄时，他还跋涉琼州各地，遍访风土人物，广搜民俗掌故，修成《琼台外纪》一书。但是，很可惜的是，王佐的这部《琼台外纪》很早便散佚，没能够流传下来。
唐胄在正德《琼台志·序》中说，丘濬晚年时说自己人生有三大遗憾，其中一项就是“郡牒未修”。“桐乡王公载笔数十年，录郡事警官，志前后擅易之陋，乃命所集为《外纪》，以自成一家之书。”《琼台外纪》影响很大，因此在王佐晚年致仕归琼后，琼州知府王子成出于对王佐的崇敬，特地于正德六年(1511)邀请其主修琼州府志。其时，王佐已经84岁高龄了，由于精力有限，就邀请辞官在家、与自己有表亲关系的晚辈才子唐胄协助自己来编撰这部地方志书。但是由于在编写海南建制沿革等问题上，王佐与唐胄等人的观点不合，以至拂袖而去，搁笔长达一个多月，后来写了一篇题为《东岳行祠会修志序》的序文交差了事，不久便因病去世了。从此以后，修志的工作就落在唐胄一人身上了。经过整整十年的努力，唐胄编撰的《琼台志》终于于正德十六年(1521)杀青付梓。
虽然唐胄在有些观点上并不认同王佐，但是他内心深处是非常尊敬这位前辈的，因此在“凡例”特别交待：“《外纪》一书，王桐乡先生平生精力所在，故凡有录入者，逐一明著，不敢窃为己有，以掩其善。”因此，在正德《琼台志》中，只要认为合适和有理，唐胄就不惜大段大段引用了王佐《琼台外纪》中的相关篇章与段落。同时，对于与自己有着严重冲突的观点，唐胄也没有回避，特地将王佐的“建置四论”附录于书后，从而使得王佐的观点能够流传下去，让后世得以借鉴。正因为唐胄有如此胸襟和涵养，才能够在《琼台志》中保留了王佐《琼台外纪》的相关篇章与段落，使得我们能够在该书散佚之后还能够大致了解其基本情况。不仅于此，唐胄一直将王佐的《鸡肋集》收藏在身边，在担任广西按察司佥事时，还筹款刻板印刷了《王桐乡摘稿》，称“大方家每服其词之平易温雅、气之光明隽伟，当比拟于古诸大家”。可以说，正因为有唐胄的努力，才使得我们今天能够窥见王佐的整体创作情况。
王佐的《琼台外纪》为十二卷，分别记录了海南的历史沿革、风土人情、地理山川等，为人们了解海南的基本情况提供了鲜活的资料。王佐认为，建置沿革是志书的第一要义，编写一个地方的志书，首先要实事求是地反映这个地方的来龙去脉。为此，他坚持汉儋耳、珠崖二郡是元鼎六年平越时“九郡同时内属”;坚持从孝元罢弃珠崖郡后直至南朝陈代五百多年的历史期间，海南岛没有地方行政建置。这些观点不被当时的唐胄所认可，后人对其也多有疑义，但是却给我们思考、定位海南历史提供了不同的视角。
我国一向有编撰地方志书的传统，关于海南的地方志书也出现较早。晋朝的盖泓编撰《珠崖传》一卷，是关于海南的最早志书，可惜的是早已散佚。隋唐时期，中央政权加强了对海南的行政管理，但是未修志书，因此有“郡僻无书”之说。宋朝时，出现了《琼管志》、《琼州图经》等方志，但是也在元朝时散佚。元朝时，蔡微编纂了《琼海方舆志》，也未能流传下来。王佐的《琼台外纪》虽然也已经散佚，但是我们却能够通过唐胄的《琼台志》来了解大体情况，而且唐胄对《琼台外纪》中的许多观点与资料也是充分认可的。可以说，《琼台外纪》是目前有迹可寻的最早的一部海南地方志书，从这个角度看，王佐可以视为海南地方志书的先行者。
《鸡助集》和《琼台外纪》是王佐的代表作。《鸡助集》有诗302首，杂文82篇，是他著作中的精华。《琼台外纪》是一部地方志书，记录了海南的风土人情，地理山川等掌故。《琼崖表录》是王佐写给皇帝的奏章，陈述珠崖的重要，指出汉弃珠崖、元设土舍的错误，语多恳切。他的诗，状物、写景，刻画入微；怀古抒情，清新隽永，多为爱国忧民之作。他的《天南星》中的“夫何生海南，而能济饥饱。八月风飕飕，闾阎菜色忧”和《鸭脚粟》中的“三月方告饥，催租如雷动。”“琼民百万家，菜色半分病，每到饥月来，此草司其命。”都是王佐关心人民疾苦的表现。《哀使君》《哀四义士》和《海外四逐客》等诗篇，则通过悼念宋末琼州安抚使赵与珞及四义士（谢明、谢富、冉安国、黄之杰）抗原殉节和怀念抗金名臣李纲、赵鼎等人，以表达他的爱国思想。王佐特别推崇胡铨，一连写了《澹庵井》《茉莉轩》《夜宿胡澹庵祠》等诗。其中以《茉莉轩》2首，词多激愤，在读书人中广为传诵。至于他的《菠萝蜜》《食槟榔白》《禽言九首》《鹧鸪媒》《桐乡夏景》《金鸡岭》《益智子》等诗篇，识者推为上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