舒亶是坚定的新党后辈，并非由王安石直擢超迁，而是为蜀人张商英所荐。自舒亶进入北宋政坛开始，新旧党变法之争已趋激烈。舒亶进入台谏以后，以忠直称。先是从严处理了郑侠、王安国案，有效扼止了保守派对熙宁新法的反攻。元丰初，已经在贬的苏轼因讥讽朝政而被捕，在时任御史中丞的李定主导下，开始对苏轼的羁押审问，是为“乌台诗案”。由于苏轼文名极盛，当时朝野即对此案展开广泛议论，如苏辙曾言苏轼何罪，“独以名太高”。后苏轼虽定罪坐实，但在舆论营救下特赦开释。元丰年间，新党虽仍占上风，但神宗已对改革和改革派产生怀疑，进而对新党由支持转向利用。也正在这一时期，舒亶担任御史中丞，从而走上了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。此时，新党与温和派之间，新党内部，已多分裂。元丰四年，舒亶被人利用，卷入了攻击王珪的政治阴谋。元丰末年，又主导了张商英案。
舒亶虽是新党，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党人，也因此，在元丰末期，他舍弃党派利益而劾张商英，而绍圣年间他也没有回到权力核心。
宋史中舒亶见于卷三百二十九列传第八十八。其主要的材料取自《邵氏见闻录》，而后者，是一部极不真实，充满了保守派的谎言的作品。在研读宋史这一部分记载时，读者要倍加小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