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史记》
司马迁 著
《史记》是由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。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,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(哲学、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等)。《史记》最初没有固定书名,或称“太史公书”,或称“太史公传”,也省称“太史公”。“史记”本是古代史书通称,从三国时期开始,“史记”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“太史公书”的专称。《史记》与后来的《汉书》(班固)、《后汉书》(范晔、司马彪)、《三国志》(陈寿)合称“前四史”。刘向等人认为此书“善序事理,辩而不华,质而不俚”。与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并称“史学双璧”。 |
史记·七十列传·屈原贾生列传
屈原者,名平,楚之同姓也。为楚怀王左徒。博闻彊志,明於治乱,嫺於辞令。入则与王图议国事,以出号令;出则接遇宾客,应对诸侯。王甚任之。
上官大夫与之同列,争宠而心害其能。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,屈平属草未定。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,屈平不与,因谗之曰:“王使屈平为令,众莫不知,每一令出,平伐其功,以为‘非我莫能为’也。”王怒而疏屈平。
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,谗谄之蔽明也,邪曲之害公也,方正之不容也,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。离骚者,犹离忧也。夫天者,人之始也;父母者,人之本也。人穷则反本,故劳苦倦极,未尝不呼天也;疾痛惨怛,未尝不呼父母也。屈平正道直行,竭忠尽智以事其君,谗人间之,可谓穷矣。信而见疑,忠而被谤,能无怨乎?屈平之作离骚,盖自怨生也。国风好色而不淫,小雅怨诽而不乱。若离骚者,可谓兼之矣。上称帝喾,下道齐桓,中述汤武,以刺世事。明道德之广崇,治乱之条贯,靡不毕见。其文约,其辞微,其志絜,其行廉,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,举类迩而见义远。其志絜,故其称物芳。其行廉,故死而不容自疏。濯淖汙泥之中,蝉蜕於浊秽,以浮游尘埃之外,不获世之滋垢,皭然泥而不滓者也。推此志也,虽与日月争光可也。
屈平既绌,其後秦欲伐齐,齐与楚从亲,惠王患之,乃令张仪详去秦,厚币委质事楚,曰:“秦甚憎齐,齐与楚从亲,楚诚能绝齐,秦原献商、於之地六百里。”楚怀王贪而信张仪,遂绝齐,使使如秦受地。张仪诈之曰:“仪与王约六里,不闻六百里。”楚使怒去,归告怀王。怀王怒,大兴师伐秦。秦发兵击之,大破楚师於丹、淅,斩首八万,虏楚将屈匄,遂取楚之汉中地。怀王乃悉发国中兵以深入击秦,战於蓝田。魏闻之,袭楚至邓。楚兵惧,自秦归。而齐竟怒不救楚,楚大困。
明年,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。楚王曰:“不原得地,原得张仪而甘心焉。”张仪闻,乃曰:“以一仪而当汉中地,臣请往如楚。”如楚,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,而设诡辩於怀王之宠姬郑袖。怀王竟听郑袖,复释去张仪。是时屈平既疏,不复在位,使於齐,顾反,谏怀王曰:“何不杀张仪?”怀王悔,追张仪不及。
其後诸侯共击楚,大破之,杀其将唐眛。
时秦昭王与楚婚,欲与怀王会。怀王欲行,屈平曰:“秦虎狼之国,不可信,不如毋行。”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:“柰何绝秦欢!”怀王卒行。入武关,秦伏兵绝其後,因留怀王,以求割地。怀王怒,不听。亡走赵,赵不内。复之秦,竟死於秦而归葬。
长子顷襄王立,以其弟子兰为令尹。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。
屈平既嫉之,虽放流,睠顾楚国,系心怀王,不忘欲反,冀幸君之一悟,俗之一改也。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,一篇之中三致志焉。然终无可柰何,故不可以反,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。人君无愚智贤不肖,莫不欲求忠以自为,举贤以自佐,然亡国破家相随属,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,其所谓忠者不忠,而所谓贤者不贤也。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,故内惑於郑袖,外欺於张仪,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、令尹子兰。兵挫地削,亡其六郡,身客死於秦,为天下笑。此不知人之祸也。易曰:“井泄不食,为我心恻,可以汲。王明,并受其福。”王之不明,岂足福哉!
令尹子兰闻之大怒,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顷襄王,顷襄王怒而迁之。
屈原至於江滨,被发行吟泽畔。颜色憔悴,形容枯槁。渔父见而问之曰:“子非三闾大夫欤?何故而至此?”屈原曰:“举世混浊而我独清,众人皆醉而我独醒,是以见放。”渔父曰:“夫圣人者,不凝滞於物而能与世推移。举世混浊,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?众人皆醉,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?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?”屈原曰:“吾闻之,新沐者必弹冠,新浴者必振衣,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,受物之汶汶者乎!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,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!”
乃作怀沙之赋。其辞曰:
陶陶孟夏兮,草木莽莽。伤怀永哀兮,汩徂南土。眴兮窈窈,孔静幽墨。冤结纡轸兮,离愍之长鞠;抚情效志兮,俯诎以自抑。
刓方以为圜兮,常度未替;易初本由兮,君子所鄙。章画职墨兮,前度未改;内直质重兮,大人所盛。巧匠不斫兮,孰察其揆正?玄文幽处兮,矇谓之不章;离娄微睇兮,瞽以为无明。变白而为黑兮,倒上以为下。凤皇在笯兮,鸡雉翔舞。同糅玉石兮,一而相量。夫党人之鄙妒兮,羌不知吾所臧。任重载盛兮,陷滞而不济;怀瑾握瑜兮,穷不得余所示。邑犬群吠兮,吠所怪也;诽骏疑桀兮,固庸态也。文质疏内兮,众不知吾之异采;材朴委积兮,莫知余之所有。重仁袭义兮,谨厚以为丰;重华不可牾兮,孰知余之从容!古固有不并兮,岂知其故也?汤禹久远兮,邈不可慕也。惩违改忿兮,抑心而自彊;离湣而不迁兮,原志之有象。进路北次兮,日昧昧其将暮;含忧虞哀兮,限之以大故。
乱曰:浩浩沅、湘兮,分流汨兮。脩路幽拂兮,道远忽兮。曾唫恆悲兮,永叹慨兮。世既莫吾知兮,人心不可谓兮。怀情抱质兮,独无匹兮。伯乐既殁兮,骥将焉程兮?人生禀命兮,各有所错兮。定心广志,馀何畏惧兮?曾伤爰哀,永叹喟兮。世溷不吾知,心不可谓兮。知死不可让兮,原勿爱兮。明以告君子兮,吾将以为类兮。
於是怀石遂自汨罗以死。
屈原既死之後,楚有宋玉、唐勒、景差之徒者,皆好辞而以赋见称;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,终莫敢直谏。其後楚日以削,数十年竟为秦所灭。
自屈原沈汨罗後百有馀年,汉有贾生,为长沙王太傅,过湘水,投书以吊屈原。
贾生名谊,雒阳人也。年十八,以能诵诗属书闻於郡中。吴廷尉为河南守,闻其秀才,召置门下,甚幸爱。孝文皇帝初立,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,故与李斯同邑而常学事焉,乃徵为廷尉。廷尉乃言贾生年少,颇通诸子百家之书。文帝召以为博士。
是时贾生年二十馀,最为少。每诏令议下,诸老先生不能言,贾生尽为之对,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。诸生於是乃以为能,不及也。孝文帝说之,超迁,一岁中至太中大夫。
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馀年,天下和洽,而固当改正朔,易服色,法制度,定官名,兴礼乐,乃悉草具其事仪法,色尚黄,数用五,为官名,悉更秦之法。孝文帝初即位,谦让未遑也。诸律令所更定,及列侯悉就国,其说皆自贾生发之。於是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。绛、灌、东阳侯、冯敬之属尽害之,乃短贾生曰:“雒阳之人,年少初学,专欲擅权,纷乱诸事。”於是天子後亦疏之,不用其议,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。
贾生既辞往行,闻长沙卑湿,自以寿不得长,又以適去,意不自得。及渡湘水,为赋以吊屈原。其辞曰:共承嘉惠兮,俟罪长沙。侧闻屈原兮,自沈汨罗。造讬湘流兮,敬吊先生。遭世罔极兮,乃陨厥身。呜呼哀哉,逢时不祥!鸾凤伏窜兮,鸱枭翱翔。阘茸尊显兮,谗谀得志;贤圣逆曳兮,方正倒植。世谓伯夷贪兮,谓盗跖廉;莫邪为顿兮,铅刀为銛。于嗟嚜嚜兮,生之无故!斡弃周鼎兮宝康瓠,腾驾罢牛兮骖蹇驴,骥垂两耳兮服盐车。章甫荐屦兮,渐不可久;嗟苦先生兮,独离此咎!
讯曰:已矣,国其莫我知,独堙郁兮其谁语?凤漂漂其高遰兮,夫固自缩而远去。袭九渊之神龙兮,沕深潜以自珍。弥融爚以隐处兮,夫岂从螘与蛭螾?所贵圣人之神德兮,远浊世而自藏。使骐骥可得系羁兮,岂云异夫犬羊!般纷纷其离此尤兮,亦夫子之辜也!瞝九州而相君兮,何必怀此都也?凤皇翔于千仞之上兮,览德军而下之;见细德之险兮,摇增翮逝而去之。彼寻常之汙渎兮,岂能容吞舟之鱼!横江湖之鳣鲟兮,固将制於蚁蝼。
贾生为长沙王太傅三年,有鸮飞入贾生舍,止于坐隅。楚人命鸮曰“服”。贾生既以適居长沙,长沙卑湿,自以为寿不得长,伤悼之,乃为赋以自广。其辞曰:
单阏之岁兮,四月孟夏,庚子日施兮,服集予舍,止于坐隅,貌甚间暇。异物来集兮,私怪其故,发书占之兮,筴言其度。曰“野鸟入处兮,主人将去”。请问于服兮:“予去何之?吉乎告我,凶言其菑。淹数之度兮,语予其期。”服乃叹息,举首奋翼,口不能言,请对以意。
万物变化兮,固无休息。斡流而迁兮,或推而还。形气转续兮,变化而嬗。沕穆无穷兮,胡可胜言!祸兮福所倚,福兮祸所伏;忧喜聚门兮,吉凶同域。彼吴彊大兮,夫差以败;越栖会稽兮,句践霸世。斯游遂成兮,卒被五刑;傅说胥靡兮,乃相武丁。夫祸之与福兮,何异纠纆。命不可说兮,孰知其极?水激则旱兮,矢激则远。万物回薄兮,振荡相转。云蒸雨降兮,错缪相纷。大专槃物兮,坱轧无垠。天不可与虑兮,道不可与谋。迟数有命兮,恶识其时?
且夫天地为炉兮,造化为工;阴阳为炭兮,万物为铜。合散消息兮,安有常则;千变万化兮,未始有极。忽然为人兮,何足控抟;化为异物兮,又何足患!小知自私兮,贱彼贵我;通人大观兮,物无不可。贪夫徇财兮,烈士徇名;夸者死权兮,品庶冯生。述迫之徒兮,或趋西东;大人不曲兮,亿变齐同。拘士系俗兮,羖如囚拘;至人遗物兮,独与道俱。众人或或兮,好恶积意;真人淡漠兮,独与道息。释知遗形兮,超然自丧;寥廓忽荒兮,与道翱翔。乘流则逝兮,得坻则止;纵躯委命兮,不私与己。其生若浮兮,其死若休;澹乎若深渊之静,氾乎若不系之舟。不以生故自宝兮,养空而浮;德人无累兮,知命不忧。细故粦兮,何足以疑!
後岁馀,贾生徵见。孝文帝方受釐,坐宣室。上因感鬼神事,而问鬼神之本。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。至夜半,文帝前席。既罢,曰:“吾久不见贾生,自以为过之,今不及也。”居顷之,拜贾生为梁怀王太傅。梁怀王,文帝之少子,爱,而好书,故令贾生傅之。
文帝复封淮南厉王子四人皆为列侯。贾生谏,以为患之兴自此起矣。贾生数上疏,言诸侯或连数郡,非古之制,可稍削之。文帝不听。
居数年,怀王骑,堕马而死,无後。贾生自伤为傅无状,哭泣岁馀,亦死。贾生之死时年三十三矣。及孝文崩,孝武皇帝立,举贾生之孙二人至郡守,而贾嘉最好学,世其家,与余通书。至孝昭时,列为九卿。
太史公曰:余读离骚、天问、招魂、哀郢,悲其志。適长沙,观屈原所自沈渊,未尝不垂涕,想见其为人。及见贾生吊之,又怪屈原以彼其材,游诸侯,何国不容,而自令若是。读服乌赋,同死生,轻去就,又爽然自失矣。
屈平行正,以事怀王。瑾瑜比洁,日月争光。忠而见放,谗者益章。赋骚见志,怀沙自伤。百年之後,空悲吊湘。
史记七十列传屈原贾生列传译文
屈原名平,和楚国王室是同姓一族。他担任楚怀王的左徒,学识渊博,记忆力很强,对国家存亡兴衰的道理非常了解,对外交往来,接人待物的辞令又非常熟悉。因此他入朝就和楚王讨论国家大事,制定政令;对外就接待各国使节,处理对各诸侯国的外交事物。楚怀王对他非常信任。 而上官大夫和屈原职位相同,他为了能得到怀王的宠信,很嫉妒屈原的才能。有一次,怀王命屈原制定国家法令,屈原刚写完草稿,还没最后修定完成。上官大夫见到之后想夺为己有,但屈原不肯给他。他就和楚怀王说屈原的坏话:“大王您让屈原制定法令,上下没有人不知道这件事,每颁布一条法令,屈原就自夸其功,说是‘除了我之外,谁也做不出来’。”怀王听了,非常生气,因此就对屈原疏远了。 屈原对怀王听闻失灵而不能分辨是非,视线被谗佞谄媚之徒所蒙蔽而不能辨明真伪,致使邪恶伤害了公道,正直的人不被朝廷所容,感到万分痛心,所以才忧愁苦闷,沉郁深思而写成《离骚》。所谓“离骚”,就是遭遇忧患之意。上天是人的原始;父母是人的根本。人在处境窘迫的时候,就要追念根本,所以在劳累困苦到极点时,没有不呼叫上天的;在受到病痛折磨无法忍受时,没有不呼叫父母的。屈原坚持公证,行为耿直,对君王他一片忠心,竭尽才智,但是却受到小人的挑拨离间,其处境可以说是极端困窘了。因诚心为国而被君王怀疑,因忠心事主而被小人诽谤,怎能没有悲愤之情呢?屈原写作《离骚》,正是为了抒发这种悲愤之情。《诗经·国风》虽然有许多描写男女恋情之作,但却不是yín乱;《诗经·小雅》虽然表露了百姓对朝政的诽谤愤怨之情,但却不主张公开反叛。而像屈原的《离骚》,可以说是兼有以上两者的优点。屈原在《离骚》中,往上追述到帝喾(kù库)的事迹,近世赞扬齐桓的伟业,中间叙述商汤、周武的德政,以此来批评时政。阐明道德内容的广博深远,治乱兴衰的因果必然,这些都讲得非常详尽。其语言简约精炼,其内容却托意深微,其情志高洁,其品行廉正,其文句虽写的是细小事物,而其意旨却极其宏大博深,其所举的虽然都是眼前习见的事例,而所寄托的意义却极其深远。其情志高洁,所以喜欢用香草作譬喻。其品行廉正,所以至死也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。身处污泥浊水之中而能洗涤干净,就像蝉能从混浊污秽中解脱出来一样,在尘埃之外浮游,不被世俗的混浊所玷污,清白高洁,出污泥而不染。推论其高尚情志,就是说与日月争辉也是恰宜的。 屈原被贬退之后,秦国想发兵攻打齐国,可是齐国与楚国有合纵的盟约,秦惠王对此很是担忧,于是就派张仪假装离开秦国,带着丰厚的礼品来到楚国表示臣服,说:“秦国非常痛恨齐国,但齐国和楚国有合纵的盟约,若是楚国能和齐国断交,那么秦国愿意献出商、於一带六百里土地。”楚怀王贪图得到土地而相信了张仪,就和齐国断绝了关系,并派使者到秦国接受土地。张仪欺骗了楚国,对使者说:“我和楚王约定的是六里,没听说过有什么六百里。”楚国使者非常生气地离去,回到楚国把这事告诉了怀王。怀王勃然大怒,大规模起兵攻打秦国。秦国也派兵迎击,在丹水、淅水一带大破楚军,并斩杀八万人,俘虏了楚将屈丐,接着又攻取了楚国汉中一带的地域。于是楚怀王动员了全国的军队,深入进军,攻打秦国,在蓝田大战。魏国得知此事,派兵偷袭楚国,到达邓地。楚兵非常害怕,不得不从秦国撤军回国。而齐国很痛恨怀王背弃盟约,不肯派兵救助楚国,楚国的处境非常艰难。 第二年,秦国提出割让汉中一带土地和楚国讲和,但楚怀王说:“我不希望得到土地,只想得到张仪就甘心了。”张仪听到这话,就说:“用我一个张仪来抵汉中之地,请大王答应我去楚国。”张仪到楚国之后,又给楚国掌权的大臣靳尚送上厚礼,并用花言巧语欺骗怀王的宠姬郑袖,怀王竟然听信了郑袖的话,把张仪又给放跑了。这时屈原已被疏远,不再担任重要官职,刚被派到齐国出使,回来之后,向怀王进谏说:“大王您为什么不杀了张仪呢?”怀王感到很后悔,派人去追赶,但已经来不及了。 在此之后,各诸侯国联合攻打楚国,大败楚军,杀死了楚国大将唐眛(mò,陌)。 当时秦昭王和楚国结为姻亲,想和楚怀王见见面,楚怀王想要前往,屈原劝谏说:“秦国是虎狼一般贪暴的国家,是不能信任的,还是不去为好。”可是怀王的小儿子子兰劝怀王前去,他说:“为什么要断绝了秦王的好意呢?”怀王最终还是去了。但他刚一进武关,秦朝的伏兵就斩断了他的归路,把怀王扣留,为的是让他答应割让土地。怀王大怒,不肯应允。逃到赵国,但赵国拒绝接纳。然后又来到秦国,最终死在秦国,尸体运回楚国安葬。 怀王的大儿子顷襄王继位,任命他的弟弟子兰为令尹。因子兰劝怀王入秦而最终死在秦国,楚国人都把此事的责任归罪于子兰。 屈原对子兰的所作所为,也非常痛恨。虽然身遭放逐,却依然眷恋楚国,怀念怀王,时刻惦记着能重返朝廷,总是希望国王能突然觉悟,不良习俗也为之改变。他总是不忘怀念君王,复兴国家,扭转局势,所以在一篇作品中多次流露此种心情。然而终究无可奈何,所以也不可能再返朝廷,于此也可见怀王最终也没有醒悟。作为国君,不管他聪明还是愚蠢,有才还是无才,都希望找到忠臣和贤士来辅佐自己治理国家,然而亡国破家之事却不断发生,而圣明之君、太平之国却好多世代都未曾一见,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其所谓忠臣并不忠,其所谓贤士并不贤。怀王因不知晓忠臣之职分,所以在内被郑袖所迷惑,在外被张仪所欺骗,疏远屈原而信任上官大夫和令尹子兰。结果使军队惨败,国土被侵占,失去了六郡地盘,自己还流落他乡,客死秦国,被天下人所耻笑。这是由于不知人所造成的灾祸。《易经》上说:“井已经疏浚干净,却没人来喝水,这是令人难过的事。国君若是圣明,大家都可以得到幸福。”而怀王是如此不明,那里配得到幸福啊! 令尹子兰听到以上情况勃然大怒,最终还是让上官大夫去向顷襄王说屈原的坏话,顷襄王一生气,就把屈原放逐了。 屈原来到江边,披头散发在荒野草泽上一边走,一边悲愤长吟。脸色憔悴,形体干瘦。一位渔翁看到他,就问道:“您不就是三闾大夫吗?为什么到这里来呢?”屈原说:“全社会的人都污浊而只有我是干净的,大家都昏沉大醉而只有我是清醒的,所以我才被放逐了。”渔翁说:“一个道德修养达到最高境界的人,对事物的看法并非一成不变,而是能随着世俗风气而转移,全社会的人都污浊,你为什么不在其中随波逐流?大家都昏沉大醉,你为什么不在其中吃点残羹剩酒呢?为什么要保持美玉一般的品德,而使自己讨了个被流放的下场呢?”屈原回答说:“我听说过,刚洗过头的人一定要弹去帽子上的灰尘,刚洗过身躯的人一定要把衣服上的尘土抖干净,人们又有谁愿意以清白之身,而受外界污垢的玷染呢?我宁愿跳入江水长流之内,葬身鱼腹之中,也不让自己的清白品德蒙受世俗的污染!” 于是,屈原写下了作品《怀沙》,其中这样写道: 阳光强烈的初夏呀,草木茂盛地生长。悲伤总是充满胸膛啊,我急匆匆来到南方。眼前是一片茫茫啊,沉寂得毫无声响。我的心情沉郁悲慨啊,这令人伤心日子又实在太长。抚心反省而无过错啊,蒙冤自抑而无惧。 想把方木削成圆木啊,但正常法度不可改易。抛开正路而走斜径啊,那将为君子所鄙弃。明确规范,牢记法度啊,往日的初衷决不反悔。品性忠厚,心地端正,为君子所赞美。巧匠不挥动斧头砍削啊,谁能看出是否合乎标准。黑色的花纹放在幽暗之处啊,盲人会说花纹不鲜明;离娄稍微一瞥就看得非常清楚啊,盲人反说他是失明无光。事情竟是如此的黑白混淆啊,上下颠倒。凤凰被关进笼子里啊,鸡和野雉却在那里飞跳。美玉和粗石被掺杂在一起啊,竟有人认为二者也差不了多少。那些帮派小人卑鄙嫉妒啊,全然不了解我的高尚情操。 任重道远负载太多啊,沉陷阻滞不能向前。身怀美玉品德高啊,处境困窘向谁献?城中群狗胡乱叫啊,以为少见为怪就叫唤。诽谤英俊疑豪杰啊,这本来就是小人的丑态。外表粗疏内心朴实啊,众人不知我的异彩。未雕饰的材料被丢弃啊,没人知道我所具有的知慧和品德。我注重仁与义的修养啊,并把恭谨忠厚来加强。虞舜已不可再遇啊,又有谁知道我从容坚持自己的志向。古代的圣贤也难得同世而生啊,又有谁能了解其中缘由?商汤夏禹距今是何其久远啊,渺茫无际难以追攀。强压住悲愤不平啊,抑制内心而使自己更加坚强。遭受忧患而不改变初衷啊,只希望我的志向成为后人效法的榜样。我又顺路北行啊,迎着昏暗将尽的阳光。含忧郁而强作欢颜啊,死亡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。 尾声:浩荡的沅江、湘江水啊,不停地流淌翻涌着波浪。道路漫长而又昏暗啊,前程又是何等的恍忽渺茫。我怀着长久的悲伤歌吟不止啊,慨然叹息终此世。世上没人了解我啊,谁能听我诉衷肠?情操高尚品质美啊,芬芳洁白世无双。伯乐早已死去啊,千里马谁能识别它是骏良?人生一世秉承命运啊,各有各的不同安排。内心坚定心胸广啊,别的还有什么值得畏惧!重重忧伤长感慨啊,永世长叹无尽哀。世道混浊知音少啊,人心叵测内难猜。人生在世终须死啊,对自己的生命就不要太珍爱。明白告知世君子啊,我将永为人模楷。 于是,屈原就怀抱石头,投入汨罗江自杀而死。 屈原死后,楚国有宋玉、唐勒、景差等人,他们都爱好文学而以擅长辞赋著名。但他们都只学习了屈原辞令委婉含蓄的一面,而最终没人敢像屈原那样直言劝谏。此后楚国一天比一天弱小,几十年之后终于被秦国消灭。 自从屈原沉江而死一百多年之后,汉朝有个贾生,在担任长沙王太傅时,经过湘水,写一篇辞赋投入江中,以此祭吊屈原。 贾生名叫贾谊,是洛阳人。在十八岁时就因诵读诗书会写文章而闻名当地。吴廷尉担任河南郡守时,听说贾谊才学优异,就把他召到衙门任职,并非常器重。汉文帝刚即位时,听说河南郡守吴公政绩卓著,为全国第一,而且和李斯同乡,又曾向李斯学习过,于是就征召他担任廷尉。吴廷尉就推荐贾谊年轻有才,能精通诸子百家的学问。这样,汉文帝就征召贾谊,让他担任博士之职。 当时贾谊二十有余,在博士中最为年轻。每次文帝下令让博士们讨论一些问题,那些年长的老先生们都无话可说,而贾谊却能一一回答,人人都觉得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。博士们都认为贾生才能杰出,无与伦比。汉文帝也非常喜欢他,对他破格提拔,一年之内就升任太中大夫。 贾谊认为从西汉建立到汉文帝时已有二十多年了,天下太平,正是应该改正历法、变易服色、订立制度、决定官名、振兴礼乐的时候,于是他草拟了各种仪法,崇尚黄色,遵用五行之说,创设官名,完全改变了秦朝的旧法。汉文帝刚刚即位,谦虚退让而来不及实行。但此后各项法令的更改,以及诸侯必须到封地去上任等事,这都是贾谊的主张。于是汉文帝就和大臣们商议,想提拔贾谊担任公卿之职。而绛侯周勃、灌婴、东阳侯、冯敬这些人都嫉妒他,就诽谤贾谊说:“这个洛阳人,年纪轻而学识浅,只想独揽大权,把政事弄得一团糟。”此后,汉文帝于是就疏远了贾谊,不再采纳他的意见,任命他为长沙王太傅。 贾谊向文帝告辞之后,前往长沙赴任,他听说长沙地势低洼,气侯潮湿,自认为寿命不会很长,又是因为被贬至此,内心非常不愉快。在渡湘水的时候,写下一篇辞赋来凭吊屈原,赋文这样说: 我恭奉天子诏命,带罪来到长沙任职。曾听说过屈原啊,是自沉汨罗江而长逝。今天我来到湘江边上,托江水来敬吊先生的英灵。遭遇纷乱无常的社会,才逼得您自杀失去生命。啊呀,太令人悲伤啦!正赶上那不幸的年代。鸾凤潜伏隐藏,鸱枭却自在翱翔。不才之人尊贵显赫,阿谀奉承之辈得志猖狂;圣贤都不能顺随行事啊,方正的人反屈居下位。世人竟称伯夷贪婪,盗跖廉洁;莫邪宝剑太钝,铅刀反而是利刃。唉呀呀!先生您真是太不幸了,平白遭此横祸!丢弃了周代传国的无价鼎,反把破瓠当奇货。驾着疲惫的老牛和跛驴,却让骏马垂着两耳拉盐车。好端端的礼帽当鞋垫,这样的日子怎能长?哎呀,真苦了屈先生,唯您遭受这飞来祸! 尾声:算了吧!既然国人不了解我,抑郁不快又能和谁诉说?凤凰高飞远离去,本应如此自引退。效法神龙隐渊底,深藏避祸自爱惜。韬光晦迹来隐处,岂能与蚂蚁、水蛭、蚯蚓为邻居?圣人品德最可贵,远离浊世而自隐匿。若是良马可拴系,怎说异于犬羊类!世态纷乱遭此祸,先生自己也有责。游历九州任择君,何必对故都恋恋不舍?凤凰飞翔千仞上,看到有德之君才下来栖止。一旦发现危险兆,振翅高飞远离去。狭小污浊的小水坑,怎能容得下吞舟大鱼?横绝江湖的大鱼,最终还要受制于蝼蚁。 贾谊在担任长沙王太傅的第三年,一次有一支鸮鸟飞进他的住宅,停在了座位旁边。楚国人把鸮叫做“服”。贾谊原来就是因被贬来到长沙,而长沙又地势低洼,气候潮湿,所以自认为寿命不长,悲痛伤感,就写下了一篇赋来自我安慰。赋文写道: 丁卯年四月初夏,庚子日太阳西斜的时分,有一支猫头鹰飞进我的住所,它在座位旁边停下,样子是那样的自在安闲。奇怪之鸟进我家,私下疑怪是为啥。打开卦书来占卜,上面载有这样的话,“野鸟飞入住舍呀,主人将会离开家”。请问鸟啊,“我离开这里将去何方?是吉,就请告我;是凶,也请告我是什么祸殃。生死迟速有定数啊,请把期限对我说端详。”鸟听罢长叹息,抬头振翅已会意。嘴巴不能说话,请以意相示自推度。 天地万物长变化,本来无有终止时。如涡流旋转,反复循环。外形内气转化相续,演变如蝉蜕化一般。其道理深微无穷,言语哪能说得周遍。祸当中傍倚着福,福当中也埋藏着祸。忧和喜同聚一起,吉和凶同在一个领域。当年吴国是何等的强大,但吴王夫差却以此而败亡。越国败处会稽,勾践以此称霸于世。李斯游秦顺利成功,却终于遭受五刑。傅说原为一刑徒,后来却成武丁相。祸对于福来说,与绳索互相缠绕有什么不同?天命无法详解说,谁能预知它的究竟?水成激流来势猛,箭遇强力射得远。万物循环往复长激荡,运动之中相互起变化。云升雨降多反复,错综变幻何纷繁。天地运转造万物,漫无边际何浩瀚。天道高深不可预测,凡人思虑难以谋算。生死的迟早都由命,谁能知其到来时? 何况天地为巨炉,自然本为司炉工。阴阳运转是炉炭,世间万物皆为铜。其中聚散或生灭,哪有常规可寻踪?错综复杂多变化,未曾见过有极终。成人亦为偶然事,不足珍爱慕长生。纵然死去化异物,又何足忧虑心胆惊!小智之人顾自己,鄙薄外物重己身。通人达观何大度,死生祸福无不宜。贪夫为财赔性命,烈士为名忘死生。喜好虚名者为权势而死,平民百姓又怕死贪生。而被名利所诱惑、被贫贱所逼迫的人,为了钻营而奔走西东。而道德修养极高的人,不被物欲所屈服,对千百万化的事物等量齐观。愚夫被俗累羁绊,拘束得如囚徒一般。有至德的人能遗世弃俗,只与大道同存在。天下众人迷惑不解,爱憎之情积满胸臆。有真德的人恬淡无为,独和大道同生息。舍弃智慧忘形骸,超然物外不知有己。在那空旷恍惚的境界里,和大道一起共翱翔。乘着流水任意行,碰上小洲就停止。将身躯托付给命运,不把它看作私有之体。活着如同寄于世,死了是长休息。内心宁静就如无波的深渊,浮游就如不系缆绳的小舟。不因活着重已命,修养空灵之性不拘泥。至德之人无俗累,乐天知命复何忧!鸡毛蒜皮区区小事,哪里值得忧虑生疑! 一年多之后,贾谊被召回京城拜见皇帝。当时汉文帝正坐在宣室,接受神的降福保佑。因文帝有感于鬼神之事,就向贾谊询问鬼神的本原。贾谊也就乘机周详地讲述了所以会有鬼神之事的种种情形。到半夜时分,文帝已听得很入神,不知不觉地在座席上总往贾谊身边移动。听完之后,文帝慨叹道:“我好长时间没见贾谊了,自认为能超过他,现在看来还是不如他。”过了不久,文帝任命贾谊为粱怀王太傅。粱怀王是汉文帝的小儿子,受文帝宠爱,又喜欢读书,因此才让贾谊当他老师。 汉文帝又封淮南厉王的四个儿子都为列候。贾谊劝谏,认为国家祸患的兴起就要从这里开始了。贾谊又多次上疏皇帝,说有的诸侯封地太多,甚至多达几郡之地,和古代的制度不符,应该逐渐削弱他们的势力,但是汉文帝不肯听从。 几年之后,粱怀王因骑马不慎,从马上掉下来摔死了,没有留下后代。贾谊认为这是自己作太傅没有尽到责任,非常伤心,哭泣了一年多,也死去了。死的时候年仅三十三岁。后来汉文帝去世,汉武帝即位,提拔贾谊的两个孙子任郡守。其中贾嘉最为好学,继承了贾谊的家业,曾和我有过书信往来。到汉昭帝时,他担任九卿之职。 太史公说:我读完《离骚》、《天问》、《招魂》、《哀郢》之后,深受屈原情志的感染,悲伤不已。当我到长沙时,特意去看了屈原沉江自杀的地方,不禁掉下眼泪,由此更加想见他的为人。后来读了贾谊的《吊屈原赋》,又责怪屈原以自己超人的才华,若是游事诸侯的话,哪个国家不能容纳他呢?而把自己弄到这种地步。读过《服鸟赋》之后,把生死同等看待,把官场上的去留升降看得很轻,又不禁默然若失了。
史记七十列传解析
《屈原贾生列传》是屈原、贾谊两个人的传记,他们虽然不是同时代人,但是二人的遭遇有不少共同之处。他们都是才高气盛,又都是因忠被贬,在政治上都不得志,在文学上又都成就卓著。所以,司马迁才把他们同列于一篇。对于屈原,作者先写他的才能之高。他“博闻强志,明于治乱,娴于辞令”,但也因此深受上官大夫的嫉妒。上官大夫进谗言使怀王疏远屈原。屈原被贬之后,作者极力表现他忠君爱国的一腔热血和满怀赤诚,“屈平既嫉之,虽放流,眷顾楚国,系心怀王,不忘欲反,冀幸君之一悟,俗之一改也。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,一篇之中三致志焉”。但屈原最终也没能使怀王觉悟,反因此得罪了令尹子兰,惨遭放逐。屈原被放逐之后,作者重点写了他的死。上不能为国尽忠效力,下不能躬耕垄亩,归隐田园,“举世混浊我独清,众人皆醉我独醒”。这是一种伟大的、难得的孤独,唯有坚强者方能如此,唯有高尚者方能如此。所以屈原才表示:“吾闻之,新沐者必弹冠,新浴者必振衣,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,受物之汶汶者乎!宁赴常流而葬乎鱼腹中耳,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蠼乎!”就这样,屈原怀抱沙石,沉江而死,实现了自己“伏清白以死直”(《离骚》)的诺言,其正直刚烈堪称千古之冠。司马迁对贾谊,则首先表现其才华过人,“是时贾生二十余,最为少。每诏令人,诸老先生不能言,贾生尽为之对,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。诸生以为能,不及也”。汉文帝也非常欣赏他,一年之中破格提拔他为太中大夫。接着贾谊又提出了改正朔,易服色,法制度,定官名,行礼乐等革新主张,但却遭到了周勃等老臣们的反对,他们攻击贾谊“年少初学,专欲擅权,纷乱诸事”,而汉文帝又是这班老臣们所拥立,登位不久,权力未稳,也只有依从而已。所以就把贾谊贬到长沙,任长沙王太傅。贾谊到长沙之后,作者重点写其郁郁不快的情怀,而在表现时,又大多借贾谊自己的辞赋来直接抒发,如其《吊屈原赋》云:“斡弃周鼎兮宝康瓠,腾驾罢牛兮骖蹇驴,骥垂两耳兮服盐车。章甫荐屦兮,渐不可久。嗟苦先生兮,独离此咎!”这哪里是独吊屈原,贾谊亦何尝不是如此,不然的话,他又怎能年纪轻轻就忧郁而死呢?本文最大的特点是作者笔端饱含感情,行文幽抑哀惋。正如作者所云:“余读《离骚》、《天问》、《招魂》、《哀郢》悲其志。适长沙,观屈原所自沉渊,未尝不垂涕。”可见作者是在这种悲慨的感情中写下本篇的,并将此情寄之笔端。而司马迁自己也同样是才高气盛,因忠而遭受不幸,所以他表面上写屈原、贾谊,实际上也在写他自己,他在《报任安书》中写道:“盖西伯拘而演《周易》,仲尼厄而作《春秋》,屈原放逐,乃赋《离骚》,……《诗三百篇》大氐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。”也正是由于作者把自己悲愤不平之感倾注在本传上,才使得本篇有了不同于其他人物传记的特色,这就是一边叙事,一边议论抒情。如本传开头两个自然段是叙事,但讲到屈原被疏之后,作者忍耐不住开始一大段议论抒情,对屈原人格,对《离骚》精神的评论,都是非常准确的,如“屈平之作《离骚》,盖自怨生也”,这可以说是切中肯綮之语。另外,本篇在写作上确实又继承了《离骚》的抒情传统,正如清人陈刘熙载所云:“学《离骚》得其情者太史公,得其辞者为司马长卿。”又云:“太史公文,兼括六艺百家之旨。第论其恻怛之情,抑扬之致,则得之于《诗三百篇》及《离骚》者居多。”(《艺概·文概》)而纵观本篇,更是如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