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史记》 司马迁 著 　　《史记》是由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。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，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（哲学、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等）。《史记》最初没有固定书名，或称“太史公书”，或称“太史公传”，也省称“太史公”。“史记”本是古代史书通称，从三国时期开始，“史记”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“太史公书”的专称。《史记》与后来的《汉书》（班固）、《后汉书》（范晔、司马彪）、《三国志》（陈寿）合称“前四史”。刘向等人认为此书“善序事理，辩而不华，质而不俚”。与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并称“史学双璧”。

史记·七十列传·万石张叔列传

　　万石君名奋，其父赵人也，姓石氏。赵亡，徙居温。高祖东击项籍，过河内，时奋年十五，为小吏，侍高祖。高祖与语，爱其恭敬，问曰：“若何有？”对曰：“奋独有母，不幸失明。家贫。有姊，能鼓琴。”高祖曰：“若能从我乎？”曰：“原尽力。”於是高祖召其姊为美人，以奋为中涓，受书谒，徙其家长安中戚里，以姊为美人故也。其官至孝文时，积功劳至大中大夫。无文学，恭谨无与比。

　　文帝时，东阳侯张相如为太子太傅，免。选可为傅者，皆推奋，奋为太子太傅。及孝景即位，以为九卿；迫近，惮之，徙奋为诸侯相。奋长子建，次子甲，次子乙，次子庆，皆以驯行孝谨，官皆至二千石。於是景帝曰：“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，人臣尊宠乃集其门。”号奋为万石君。

　　孝景帝季年，万石君以上大夫禄归老于家，以岁时为朝臣。过宫门阙，万石君必下车趋，见路马必式焉。子孙为小吏，来归谒，万石君必朝服见之，不名。子孙有过失，不谯让，为便坐，对案不食。然后诸子相责，因长老肉袒固谢罪，改之，乃许。子孙胜冠者在侧，虽燕居必冠，申申如也。僮仆如也，唯谨。上时赐食於家，必稽首俯伏而食之，如在上前。其执丧，哀戚甚悼。子孙遵教，亦如之。万石君家以孝谨闻乎郡国，虽齐鲁诸儒质行，皆自以为不及也。

　　建元二年，郎中令王臧以文学获罪。皇太后以为儒者文多质少，今万石君家不言而躬行，乃以长子建为郎中令，少子庆为内史。

　　建老白首，万石君尚无恙。建为郎中令，每五日洗沐归谒亲，入子舍，窃问侍者，取亲中稖厕窬，身自浣涤，复与侍者，不敢令万石君知，以为常。建为郎中令，事有可言，屏人恣言，极切；至廷见，如不能言者。是以上乃亲尊礼之。

　　万石君徙居陵里。内史庆醉归，入外门不下车。万石君闻之，不食。庆恐，肉袒请罪，不许。举宗及兄建肉袒，万石君让曰：“内史贵人，入闾里，里中长老皆走匿，而内史坐车中自如，固当！”乃谢罢庆。庆及诸子弟入里门，趋至家。

　　万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。长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，扶杖乃能行。岁馀，建亦死。诸子孙咸孝，然建最甚，甚於万石君。

　　建为郎中令，书奏事，事下，建读之，曰：“误书！‘马’者与尾当五，今乃四，不足一。上谴死矣！”甚惶恐。其为谨慎，虽他皆如是。

　　万石君少子庆为太仆，御出，上问车中几马，庆以策数马毕，举手曰：“六马。”庆於诸子中最为简易矣，然犹如此。为齐相，举齐国皆慕其家行，不言而齐国大治，为立石相祠。

　　元狩元年，上立太子，选群臣可为傅者，庆自沛守为太子太傅，七岁迁为御史大夫。

　　元鼎五年秋，丞相有罪，罢。制诏御史：“万石君先帝尊之，子孙孝，其以御史大夫庆为丞相，封为牧丘侯。”是时汉方南诛两越，东击朝鲜，北逐匈奴，西伐大宛，中国多事。天子巡狩海内，修上古神祠，封禅，兴礼乐。公家用少，桑弘羊等致利，王温舒之属峻法，兒宽等推文学至九卿，更进用事，事不关决於丞相，丞相醇谨而已。在位九岁，无能有所匡言。尝欲请治上近臣所忠、九卿咸宣罪，不能服，反受其过，赎罪。

　　元封四年中，关东流民二百万口，无名数者四十万，公卿议欲请徙流民於边以適之。上以为丞相老谨，不能与其议，乃赐丞相告归，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议为请者。丞相惭不任职，乃上书曰：“庆幸得待罪丞相，罢驽无以辅治，城郭仓库空虚，民多流亡，罪当伏斧质，上不忍致法。原归丞相侯印，乞骸骨归，避贤者路。”天子曰：“仓廪既空，民贫流亡，而君欲请徙之，摇荡不安，动危之，而辞位，君欲安归难乎？”以书让庆，庆甚惭，遂复视事。

　　庆文深审谨，然无他大略，为百姓言。後三岁馀，太初二年中，丞相庆卒，谥为恬侯。庆中子德，庆爱用之，上以德为嗣，代侯。後为太常，坐法当死，赎免为庶人。庆方为丞相，诸子孙为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。及庆死後，稍以罪去，孝谨益衰矣。

　　建陵侯卫绾者，代大陵人也。绾以戏车为郎，事文帝，功次迁为中郎将，醇谨无他。孝景为太子时，召上左右饮，而绾称病不行。文帝且崩时，属孝景曰：“绾长者，善遇之。”及文帝崩，景帝立，岁馀不噍呵绾，绾日以谨力。

　　景帝幸上林，诏中郎将参乘，还而问曰：“君知所以得参乘乎？”绾曰：“臣从车士幸得以功次迁为中郎将，不自知也。”上问曰：“吾为太子时召君，君不肯来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死罪，实病！”上赐之剑。绾曰：“先帝赐臣剑凡六，剑不敢奉诏。”上曰：“剑，人之所施易，独至今乎？”绾曰：“具在。”上使取六剑，剑尚盛，未尝服也。郎官有谴，常蒙其罪，不与他将争；有功，常让他将。上以为廉，忠实无他肠，乃拜绾为河间王太傅。吴楚反，诏绾为将，将河间兵击吴楚有功，拜为中尉。三岁，以军功，孝景前六年中封绾为建陵侯。

　　其明年，上废太子，诛栗卿之属。上以为绾长者，不忍，乃赐绾告归，而使郅都治捕栗氏。既已，上立胶东王为太子，召绾，拜为太子太傅。久之，迁为御史大夫。五岁，代桃侯舍为丞相，朝奏事如职所奏。然自初官以至丞相，终无可言。天子以为敦厚，可相少主，尊宠之，赏赐甚多。

　　为丞相三岁，景帝崩，武帝立。建元年中，丞相以景帝疾时诸官囚多坐不辜者，而君不任职，免之。其後绾卒，子信代。坐酎金失侯。

　　塞侯直不疑者，南阳人也。为郎，事文帝。其同舍有告归，误持同舍郎金去，已而金主觉，妄意不疑，不疑谢有之，买金偿。而告归者来而归金，而前郎亡金者大惭，以此称为长者。文帝称举，稍迁至太中大夫。朝廷见，人或毁曰：“不疑状貌甚美，然独无柰其善盗嫂何也！”不疑闻，曰：“我乃无兄。”然终不自明也。

　　吴楚反时，不疑以二千石将兵击之。景帝後元年，拜为御史大夫。天子修吴楚时功，乃封不疑为塞侯。武帝建元年中，与丞相绾俱以过免。

　　不疑学老子言。其所临，为官如故，唯恐人知其为吏迹也。不好立名称，称为长者。不疑卒，子相如代。孙望，坐酎金失侯。

　　郎中令周文者，名仁，其先故任城人也。以医见。景帝为太子时，拜为舍人，积功稍迁，孝文帝时至太中大夫。景帝初即位，拜仁为郎中令。

　　仁为人阴重不泄，常衣敝补衣溺袴，期为不絜清，以是得幸。景帝入卧内，於後宫祕戏，仁常在旁。至景帝崩，仁尚为郎中令，终无所言。上时问人，仁曰：“上自察之。”然亦无所毁。以此景帝再自幸其家。家徙阳陵。上所赐甚多，然常让，不敢受也。诸侯群臣赂遗，终无所受。

　　武帝立，以为先帝臣，重之。仁乃病免，以二千石禄归老，子孙咸至大官矣。

　　御史大夫张叔者，名欧，安丘侯说之庶子也。孝文时以治刑名言事太子。然欧虽治刑名家，其人长者。景帝时尊重，常为九卿。至武帝元朔四年，韩安国免，诏拜欧为御史大夫。自欧为吏，未尝言案人，专以诚长者处官。官属以为长者，亦不敢大欺。上具狱事，有可卻，卻之；不可者，不得已，为涕泣面对而封之。其爱人如此。

　　老病笃，请免。於是天子亦策罢，以上大夫禄归老于家。家於阳陵。子孙咸至大官矣。

　　太史公曰：仲尼有言曰“君子欲讷於言而敏於行”，其万石、建陵、张叔之谓邪？是以其教不肃而成，不严而治。塞侯微巧，而周文处讇，君子讥之，为其近於佞也。然斯可谓笃行君子矣！

　　万石孝谨，自家形国。郎中数马，内史匍匐。绾无他肠，塞有阴德。刑名张欧，垂涕恤狱。敏行讷言，俱嗣芳躅。

史记七十列传万石张叔列传译文

　　万石君名奋，他的父亲是赵国人，姓石。赵国灭亡后，迁居到温县。高祖东进攻打项羽，途经河内郡，当时石奋年纪只有十五岁，做小官吏，侍奉高祖。高祖和他谈话，喜爱他恭敬谨慎的态度，问他说：“你家中有些什么人？”回答说：“我家中只有母亲，不幸眼睛已失明。家中很贫穷。还有个姐姐，会弹琴。”高祖又说：“你能跟随我吗？”回答说：“愿竭尽全力侍奉。”于是，高祖召他的姐姐入宫做了美人，让石奋做中涓，受理大臣进献的文书和谒见之事，他的家迁徙到长安的中戚里，这是因他的姐姐做了美人的缘故。他的官职到文帝时累积功劳升至太中大夫。他不通儒术，可是恭敬谨慎无人可比。　　文帝时，东阳侯张相如做太子太傅，后被免职。文帝选择可以做太傅的人，大家都推举石奋，石奋做了太子太傅。等到景帝即位，使他官居九卿之位；因他过于恭敬谨慎而接近自己，景帝也畏惧他，调他做了诸侯丞相。他的长子石建，二子石甲，三子石乙，四子石庆，都因为性情顺驯，对长辈孝敬，办事谨慎，官位做到二千石，于是景帝说：“石君和四个儿子都官至二千石，做为人臣的尊贵荣耀竟然集中在他们一家。”就称呼石奋为万石君。　　景帝末年，万石君享受上大夫的俸禄告老回家，在朝廷举行盛大典礼朝令时，他都作为大臣来参加。经过皇宫门楼时，万石君一定要下车急走，表示恭敬，见到皇帝的车驾一定要手扶在车轼上表示致意。他的子孙辈做小吏，回家看望他，万石君也一定要穿上朝服接见他们，不直呼他们的名字。子孙中有人犯了过错，他不责斥他们，而是坐到侧旁的座位上，对着餐桌不肯吃饭。这样以后其他的子孙们就纷纷责备那个有错误的人，再通过族中长辈求情，本人裸露上身表示认错，并表示坚决改正，才答允他们的请求。已成年的子孙在身边时，既使是闲居在家，他也一定要穿戴整齐，显示出严肃整齐的样子。他的仆人也都非常恭敬，特别谨慎。皇帝有时赏赐食物送到他家，必定叩头跪拜之后才弯腰低头去吃，如在皇帝面前一样。他办理丧事时，非常悲哀伤悼。子孙后代遵从他的教诲，也像他那样去做。万石君一家因孝顺谨慎闻名于各郡县和各诸侯国，即使齐鲁二地品行朴实的儒生们，也都认为自己不如他们。　　建元二年（前141），郎中令王臧因为推崇儒学获罪。皇太后认为儒生言语大多文饰浮夸而不够朴实，现在万石君一家不善夸夸其谈而能身体力行，就让万石君的大儿子石建做了郎中令，小儿子石庆做了内史。　　石建年老发白，万石君身体还能健康无病。石建做了郎中令，每五天休假一天，回家拜见父亲时，先是进入侍者的小屋，私下向侍者询问父亲情况，拿走他的内衣去门外水沟亲自洗涤，再交给侍者，不敢让父亲知道，而且经常如此。石建做郎中令时，有事要向皇帝谏说，能避开他人时就畅所欲言，说得峻急；及至朝廷谒见时，装出不善说话的样子。因此皇帝就对他亲自表示尊敬和礼遇。　　万石君迁居到陵里。担任内史的儿子石庆酒醉归来，进入里门时没有下车。万石君听到这件事后不肯吃饭。石庆恐惧，袒露上身请求恕罪，万石君仍不允许。全族的人和哥哥石建也袒露上身请求恕罪，万石君才责备说：“内史是尊贵的人，进入里门时，里中的父老都急忙回避他，而内史坐在车中依然故我，不知约束自己，本是应该的嘛！”说完就喝令石庆走开。从此以后，石庆和石家的弟兄们进入里门时，都下车快步走回家。　　万石君在武帝元朔五年（前124）去世。大儿子郎中令石建因悲哀思念而痛哭，以致手扶拐杖才能走路，过了一年多，石建也死了。万石君的子孙们都很孝顺，然而石建最突出，超过了万石君。　　石建做郎中令时，一次书写奏章，奏章批复下来，石建再读时，非常惊恐地说道“写错了！‘马’字下面的四点和下曲的马尾应该五笔，现在才写四笔，少了一笔，皇帝会责怪我，我该死啊！”可见他为人的谨慎，即使对待其他的事也都像这样。　　万石君的小儿子石庆做太仆，为皇帝驾车外出，皇帝问驾车的马有几匹，石庆用马鞭一一点数马匹后，才举手示意说：“六匹。”石庆在几个儿子中算是最简略疏粗的了，然而尚且如此小心谨慎。石庆做齐国的国相，齐国上下都敬慕他们的家风，所以不用发布政令齐国就非常安定，人们就为石庆立了“石相祠”。　　武帝元狩元年（前122），皇帝确立太子，从群臣中挑选能够做太子老师的人，石庆从沛太守任上调为太子太傅，过了七年升任御史大夫。　　武帝元鼎五年（前112）秋，丞相赵周有罪被罢官。皇帝发下诏书给御史大夫：“先帝很敬重万石君，他们的子孙都很孝顺，命令御史大夫石庆担任丞相，封为牧丘侯。”这时，汉朝正在南方诛讨南越，东越，在东方攻打朝鲜，在北方追逐匈奴，在西方征伐大宛，国家正值多事之时。加上皇帝巡视全国各地，修复上古的神庙，到泰山祭天，到梁父祭地，大兴礼乐。国家财政发生困难，皇帝就让桑弘羊等谋取财利，王温舒等实行苛峻的法律，使兒（ｎí，泥）宽等推尊儒学，他们都官至九卿，交替升迁当政，朝中大事不取决于丞相，丞相只是一味忠厚谨慎罢了。丞相在位九年，不能有任何匡正时局纠谏错误的言论，他曾想要惩治皇帝的近臣所忠，九卿咸宣的罪过，不仅不能使他们服罪，反而遭受了惩处，以米粟入官才得免罪。　　汉武帝元封四年（前107），关东百姓有两百万人流离失所，没有户籍的有四十万人，公卿大臣商议请求皇帝迁徙流民到边疆去，以此来惩罚他们。皇帝认为丞相年老谨慎，不可能参与这种商议，就让他请假回家，而查办御史大夫以下商议提出这种请求的官吏。丞相因不能胜任职务而愧疚，就上书给皇帝说：“我石庆承蒙宠幸得以位居丞相，可是自己才能低劣不能辅佐陛下治理国家，以致城郊仓库空虚，百姓多流离失所，罪该处死，皇帝不忍心依法处治我，我愿归还丞相和侯爵的印信，请求告老还乡，给贤能的人让位。”皇帝说：“粮仓已经空虚，百姓贫困流离失所，而你却要请求迁徙他们，社会已经动荡不安了，社会的动荡使国家发生危机，在这种时候你却想辞去职位，你要把责难归结到谁身上呢？”用诏书责备石庆，石庆非常惭愧，才又重新处理政事。　　石庆为人思虑细密，处事审慎拘谨，却没有什么高明的见解及为百姓说话的表现。从此又过了三年多，在太初二年（前103），丞相石庆去世，赐谥号为恬侯。石庆的次子名德，石庆喜爱器重他，皇帝让石德做石庆的继承人，承袭侯爵的爵位。后来做到了太常。因为触犯法律判处死刑，纳米粟入官赎罪后成了平民。石庆做丞相时，他的子孙中从小吏升到两千石职位的有十三人。等到石庆死后逐渐因不同罪名而被免职，孝顺谨慎的家风也更加衰落了。　　建陵侯卫绾，是代郡大陵人。卫绾*在车上表演杂技而做了侍卫皇帝的郎官，侍奉文帝，由于不断立功依次升迁为中郎将，除了忠厚谨慎一无所长。景帝做太子时，他请皇帝身边的近臣饮宴，而卫绾借口生病不肯去。文帝临死时嘱咐景帝说：“卫绾是年高望重的人，你要好好对待他。”等到文帝死去，景帝即位，景帝一年多没责斥过卫绾，卫绾只是一天比一天更谨慎地尽责。　　景帝有一次驾临上林苑，命令中郎将卫绾和自己共乘一辆车，回来后问卫绾：“知道你为什么能和我同乘一车吗？”卫绾说：“我从一个小小的车士幸运地因立功逐渐升为中郎将，我自己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。”景帝又问：“我做太子时召请你参加宴饮，你不肯来，为什么呢？”回答说：“臣该死，那时实在生病了！”景帝赐给他一把剑。卫绾说：“先皇帝曾经赐给我总共六把剑，我不敢再接受陛下的赏赐。”景帝说：“剑是人们所喜爱之物，往往用来送人或交换他物，难道你能保存到现在吗？”卫绾说：“全都还在。”皇帝派人去取那六把剑，宝剑完好地在剑套中，不曾使用过。中郎将属下的郎官犯了错误，卫绾常常代他们受过，不和其他的人去争辩；有了功劳，常常谦让给他人。皇帝认为他品行方正，对自己忠诚没有杂念，就任命他做了河间王刘德的太傅。吴楚七国之乱时，皇帝任命卫绾做了将军，率领河间王的军队攻打吴楚叛军有功，任命他做了中尉。过了三年，因为战功，在景帝前元六年（前151）受封为建陵侯。　　第二年，景帝废黜栗太子刘荣，杀了太子的舅父等人。景帝认为卫绾是忠厚的人，不忍心让他治理这件大案，就赐他休假回家。而让郅都逮捕审理栗氏族人。处理完这件案子，景帝任命胶东王刘彻做了太子，征召卫绾做太子太傅。又过较长时候，升迁为御史大夫。过了五年，代替桃侯刘舍做了丞相，在朝廷上只奏报职份内的事情。然而从他最初做官起直到他位列丞相，终究没有什么可称道或指责之处。皇帝认为他敦厚，可以辅佐少主，对他很尊重宠爱，赏赐的东西很多。　　卫绾做丞相三年，景帝死，武帝即位。建元年间，因景帝卧病时，各官署的许多囚犯多是无辜受冤屈的人，他身为丞相，未能尽职尽责，被免去丞相官职。后来卫绾去世，儿子卫信承袭了建陵侯的爵位。后来因为上酎金不合规定而失去爵位。　　塞侯直不疑是南阳人。他做郎官侍奉文帝。与他同住一室的人请假探家，误拿走他人的金子而去，过了些时候，金子的主人才发觉，就胡乱猜疑直不疑，直不疑向他道歉并承认了这件事，买金子偿还他。等到请假探家的人回来归还了金子，使那个先前丢失金子的人极为惭愧，因此人们称直不疑是个忠厚的人。文帝也称赞提拔了他，逐渐升至太中大夫。一次上朝廷见时，有人谗毁他说：“直不疑相貌很美，然而惟独没有办法处置他喜欢和嫂子私通的事啊！”直不疑听说后，说：“我是没有兄长的。”说过后他终究不再做其他辩解。　　吴楚七国之乱时，直不疑以二千石的官职率兵攻打叛军。景帝后元年（143前），任命他做了御史大夫。景帝总结平定吴楚叛乱人的功劳时，封直不疑为塞侯。武帝建元年间，和丞相卫绾都因过失免去官职。　　直不疑学习老子的学说。他治理每个地方时，担任官职都因循前任所为，唯恐人们知道他做官的事迹。他不喜欢树立自己的名声，被人称为长者。直不疑去世，儿子相如承袭侯爵之位。到孙子望时，由于进献酎金不合要求而失去侯爵之位。　　郎中令周文，名仁，他的祖先原是任城人。凭借医术谒见天子。景帝做太子时，任命他做舍人，累积功劳逐渐提升，文帝时官至太中大夫。景帝刚继位，就任命周仁做了郎中令。　　周仁为人深隐持重不泄露别人的话语，常常穿着破旧缀有补丁的衣服和能够吸附尿液的内裤，故意去做不洁净的事，使妃嫔不愿接近因此得到景帝宠爱。景帝进入寝宫和妃嫔淫亵戏耍时，周仁常在旁边。景帝死时，周仁还在做郎中令，可他始终无所进言。皇帝有时询问别人的情况，周仁总是说：“皇上亲自考察他吧。”然后也没有讲别人的什么坏话。因此景帝曾经一再驾临他的家，他家后来迁徙到阳陵。皇帝赏赐的东西很多，他却常常推让，不敢接受。诸侯百官赠送的东西，他始终没有接受。　　汉武帝即位，认为他是先帝的大臣而尊重他。周仁因病免职朝廷让他享受每年二千石的俸禄返乡养老，他的子孙都做到了大官。　　御史大夫张叔名欧，是安丘侯张说的庶子。文帝时以研究法家学说侍奉太子。尽管张欧研究法家学说，他却是个忠厚长者。景帝时很受尊重，常常位居九卿之列。到了武帝元朔四年（前125），韩安国被免职，皇帝任命张欧做了御史大夫。自从张欧做官以来，没有说过惩办人，专门以诚恳忠厚的态度做官。部属都认为他是忠厚的长者，也不敢过分地欺骗他。皇上把准备审理的案件交给他，有能够退回重审的就退回；不能退回重审的，因事不得已，就流泪而哭，亲自看着封好文书。他爱别人就是如此。　　后来他年老病重，请求免去官职。天子也就颁布诏书，准许他的请求，按照上大夫的俸禄让他回乡养老。他住在阳陵。他的子孙都做到了大官。　　太史公说：孔子曾经有过这样一句话：“君子要言语迟钝而做事敏捷”，这句话说的是万石君、建陵侯和张叔吧！因此他们做事不峻急却能使事情成功，措施不严厉而能使社会安定。塞侯直不疑过于巧诈，而周文失于卑恭谄媚，君子讥讽他们，因为他们形近谄佞。但他们也可算是行为敦厚的君子了。

史记七十列传解析

此文是一篇合传。共记万石君石奋、石建、石庆一家及卫绾、直不疑、周仁、张欧等人的事迹。万石君一家不学无术，谨小慎微，虚伪矫饰，无耻可笑之至。其他的一些人，直不疑的买金偿亡虚伪做作已不尽人情，周仁的“处谄”已“近于佞”，就是卫绾也只是“醇谨无他”所长，张叔也不过是“专以诚长者处官”的无能之辈。他们尽管在事业上都一无建树，在耍弄权术上却算得独树一帜各有千秋，他们的个人品质可指摘处更多。这些人物显然全是作者要否定批判的。作者心目中的文臣武将应该都是“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，赴公家之难”（司马迁《报任安书》）的人。可是，这里的人物几乎全是凭借谄媚机巧满足个人私欲之徒。这样一些唯唯诺诺的人物，其实是封建专制政治的产物，最高统治者需要的是奴才，而不是人才。于是，此辈才得以“脱颖而出”青云直上，而像作者那样的人只能抱负落空，才干无从施展。作者正是基于对当时封建专制政治有这种深刻的理解，才写了这篇文章，使文章具有猛烈的抨击和尖锐的嘲讽之意。此文在写作上，最成功之处是嘲讽艺术的运用。作者在对这些丑类进行揭露时，往往在不动声色的描述中，暗寓对他们的轻蔑。如写石奋“必朝服见”子孙，“上时赐食于家，必稽首俯伏而食之，如在上前”，貌似一本正经，恭敬无比，实际作者却嘲笑了他的迂腐。石建作郎中令时，“事有可言，屏人恣言，极切；至廷见，如不能言者”，两相对比，他的虚伪就暴露无遗。石庆“以策数马毕，举手曰：‘六马。’”，这一细节的描写使其小心拘谨的神态跃然纸上。每读至这些地方，会令人忍俊不禁哑然失笑。自然这些也归功于作品细节描写的生动逼真。文中写作的重点是万石君一家，可作者又写了卫绾等人，这多少有些物以类聚的烘托渲染的作用，使这些丑类集体曝光，更能显出他们的丑陋的嘴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