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国志·魏书·徐胡二王传

　　徐邈宇景山，燕国苏人也。太祖平河朔，召为丞相军谋掾，试守奉高令，人为东曹议令史。魏国初建，为尚书郎。时科禁酒，而邈私饮至于沉醉。校事赵达问以曹事，邈曰：“中圣人。”达白之太祖，太祖甚怒。度辽将军鲜于辅进曰：“平日醉客谓酒清者为圣人，浊者为贤人，邈性修慎，偶醉言耳。”竟坐得免刑。后领陇西太守，转为南安。

　　文帝践阼，历谯相，平阳、安平太守，颖川典农中郎将，所在着称，赐爵关内侯。车驾幸许昌，问邈曰：“颇复中圣人不？”邈对曰：“昔子反毙于谷阳，御叔罚于饮酒，臣嗜同二子，不能自惩，时复中之。然宿瘤以丑见传，而臣以醉见识。”帝大笑，顾左右曰：“名不虚立。”迁抚军大将军军师。

　　明帝以凉州绝远，南接蜀寇，以邈为凉州刺史，使持节领护羌校尉。至，值诸葛亮出祁山。陇右三郡反，邈辄遣参军及金城太守等击南安贼，破之。河右少雨，常苦乏谷，邈上修武威、酒泉盐池以收虏谷，又广开水田，募贫民佃之，家家丰足，仓库盈溢。乃支度州界军用之余，以市金帛犬马，通供中国之费。以渐收敛民间私仗，藏之俯库。然后率以仁义，立学明训，禁厚葬，断淫祀，进善黜恶，风化大行，百姓归心焉。西域流通，荒戎入贡，皆邈勋也。讨叛羌柯吾有功，封都亭侯，邑三百户，加建威将军。邈与羌、胡从事，不问小过。若犯大罪，先告部帅。使知，应死者乃斩以徇，是以信服畏威，赏赐皆散与将士，无入家者，妻子衣食不充。天了闻而嘉之，随时供给其家。弹邪绳枉，州界肃清。

　　正始元年，还为大司农。迁为司隶校尉，百寮敬惮之。公事去官。后为光禄大夫，数岁即拜司空，邈叹曰：“三公论道之官，无其人则缺，岂可以老病忝之哉？”遂固辞不受。嘉平元年，年七十八，以大夫薨于家，用公礼葬，谥曰穆侯。子武嗣。六年，朝廷追思情节之士，诏曰：“夫显贤表德，圣王所重。举善而教，仲尼所美。故司空徐邈、征东将军胡质、卫尉田豫皆服职前朝，历事四世，出统戎马，入赞庶政，忠清在公，忧国忘私，不营产业，身没之后，家无余财，朕甚嘉之。其赐邈等家谷二千斛，钱三十万，布告天下。”邈同郡韩观、曼游，有鉴识器干，与邈齐名，而在孙礼、卢毓先，为豫州刺史，甚有治功，卒官。卢钦着书，称邈曰：“徐公志高行洁，才博气猛。其施之也，高而不狷，洁而不介，博而守约，猛而能宽。圣人以清为难，而徐公之所易也。”右问钦：“徐公当武帝之时，人以为通，自在凉州及还京师，人以为介，何也？”钦答曰：“往者毛孝先、崔季珪等用事，贵清素之士，于时皆变易车服以求名高，而徐公不改其常，故人以为通。比来天下奢靡，转相仿效，而徐公雅尚自若，不与俗同，故前日之通，乃今日之介也。是世人之无常，而徐公之有常也。”胡质字文德，楚国寿春人也。少与将济、未绩俱知名于江、淮间，仕州郡。蒋济为别驾，使见太祖。

　　太祖问曰：“胡通达，长者也，宁有子孙不？”济曰：“有子曰质，规模大略不及于父，至于精良综事过之。”太祖即召质为顿丘令。县民郭政通于从妹，杀其夫程他，郡吏马谅系狱为证。政与妹皆耐掠隐抵，谅不胜痛，自诬，当反其罪。质至宫，察其情色，更详其事，检验具服。

　　入为丞相东曹议令史，州请为治中。将军张辽与其护军武周有隙。辽见刺史温恢求请质，质辞以疾。辽出谓质曰：“仆委意于君，何以相辜如此？”质曰：“古人之交也，取多知其不贪，奔北知其不怯，闻流言而不信，故可终也。武伯南身为雅士，往者将军称之不容于口，今以睚眦之恨，乃成嫌隙。况质才薄，岂能终好？是以不愿也。”辽感言，复与周平。

　　太祖辟为丞相属。黄初中，徙吏部郎，为常山太守，迁任东莞。士卢显为人所杀。

　　质曰：“此士无仇而有少妻，所以死乎！”悉见其比居年少，书吏李若见问而色动，遂穷诘情状。若即自首，罪人斯得。每军功赏赐，皆散之于众，无入家者。在郡几年，交民便安，将士用命。迁荆州刺史，加振威将军，赐爵关内侯。吴大将朱然围樊城，质轻军赴之。议者皆以为贼盛不可迫，质曰：“樊城卑下，兵少，故当进军为之外援。不然，危矣。”遂勒兵临围，城中乃安。迁征东将军，假节都督青、徐诸军事。广农积谷，有兼年之储，置东征台，且佃且守。又通渠诸郡，利舟揖，严设备以待敌，海边无事。

　　性沉实内察，不以其节检物，所在见思。嘉平二年薨，家无余财，惟有赐衣书箧而已。军师以闻，追进封阳陵亭侯，邑百户，谥曰贞侯。子威嗣。六年，诏书褒述质清行，赐其家钱谷。语在《徐邈传》。威，咸熙中官至刺史，有殊绩，历三郡守，所在有名。

　　卒于安定。

　　王昶字文舒，太原晋阳人也。少与同郡王淩俱知名。淩年长，昶兄事之。文帝在东宫，昶为太子文学，迁中庶子。文帝践阼，徙散骑侍郎，为洛阳典农。时都畿树木成林，昶斫开荒莱，勤劝百姓，垦田特多。迁兖州刺史。明帝即位，加扬烈将军，赐爵关内侯。

　　昶虽在外任，心存朝廷，以为魏承秦、汉之弊，法制苛碎，不大（赦厘——上下）改国典以准先王之风而望治化复兴，不可得也。乃着《治论》，略依古制而合于时务者二十余篇，又着《兵书》十余篇，言奇正之用，青龙中奏之。其为兄子及子作名字，皆依谦实，以见其意。故兄子默字处静，沈字处道，其子浑字玄冲，深字道冲。遂书戒之，曰：“夫人为子之道，莫大于宝身全行，以显父母。此三者人知其善，而或危身破家，陷于灭亡之祸者，何也？由所祖习非其道也。夫孝敬仁义，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。孝敬则宗族安之，仁义则乡党重之，此行成于内，名着于外者矣。人若不笃于至行，而背本遂末，以陷浮华焉，以成朋党焉；浮华则有虚伪之累，朋党则有彼此之患。此二者之戒，昭然着明，而循覆车滋众，逐末弥甚，皆由感当时之誉，昧目前之利故也。夫富贵声名，人情所乐，而君子或得不而处，何也？恶不由其道耳。患人知进而不知退，知欲而不知足，故有困辱之累，悔吝之咎。语曰：”如不知足，则失所欲。故知足之足常足矣。览往事之成败，察将来之吉凶，未有干名要利，欲而不厌，而能保世持家，永全福禄者也。欲使汝曹立身行己，遵儒者之教，履道家之言，放以玄默冲虚为名，欲使汝曹顾名思义，不敢违越也。古者盘杆有铭，几杖有诫，俯仰察焉，用无过行；况在己名，可不戒之哉！夫物速成则疾亡。晚就则善终。朝华之草，夕而零落。松柏之茂，隆寒不衰。是以大雅君子恶速成，戒阙党也。若范丐对秦客而武子击之，折其委笄，恶其掩人也。夫人有善鲜不自伐，有能者寡不自矜；伐则掩人，矜则陵人。掩人者人亦掩之，陵人者人亦陵之。故三郤为戮于晋，王叔负罪于周，不惟矜善自伐好争之咎乎？故君子不自称，非以让人，恶其盖人也。夫能屈以为伸，让以为得，弱以为强，鲜不遂矣。夫毁誉，爱恶之原而祸福之机也，是以圣人慎之。

　　孔子曰：“吾之于人，谁毁谁誉。如有所誉，必有所试。又曰：”于贡方人。赐也贤乎哉，我则不暇。“以圣人之德，犹尚如此，况庸庸之徒而轻毁誉哉？

　　“昔伏波将军马援戒其兄子。言：”闻人之恶，当如闻父母之名；耳可得而闻，口不可得而言也。‘斯戒矣至矣。人或毁己，当退而求之于身。若己有可毁之行，则彼言当矣。若己无可毁之行，则彼言妄矣。当则无怨于彼，妄则无害于身，又何反报焉？且闻人毁己而忿者，恶丑声之加入也，人报者滋甚，不如默而自修己也。谚曰：“救寒莫如重裘，止谤莫如自修。’其言信矣。若与是非之士，凶险之人，近犹不可，况与对校乎？其害深矣。夫虚伪之人，言不根道，行不顾言，其为浮浅较可识别。而世人惑焉，犹不检之以言行也。近济阴魏讽、山阳曹伟皆以倾邪败没，荧惑当世，挟持奸慝，驱动后生。虽刑于鈇钺，大为烱戒，然所污染，固以众矣。可不慎与！

　　若夫山林之士，夷、叔之伦，甘长饥于首阳，安赴火于绵山，绵可以激贪励俗，然圣人不可为，吾亦不愿也。今汝先人世有冠冕，惟仁义为名，守慎为称。孝悌于闺门，务学于师友。吾与时人从事，虽出处不同，然各有所取。颖川郭伯益，好尚通达，敏而有知。其为人弘旷不足，轻贵有余。得其人重之如山，不得其人忽之如草。吾以所知亲之昵之，不愿儿子为之。北海徐伟长，不治名高，不求苟得，淡然自守，惟道是务。其有所是非，则托古人以见其意，当时无所褒贬。吾敬之重之，愿儿子师之。东平刘公干，博学有高才，诚节有大意，然性行不均，少所拘忌，得失足以相补。吾爱之重之，不愿儿子慕之。乐安任昭先，淳粹履道，内敏外恕，推逊恭让，处不避洿，怯而义勇，在朝忘身。吾友之善之，愿儿子遵之。若引而绅之，触类而长之，汝其庶几举一隅耳。及其用财先九族，其施舍务周急，其出入存故老，其论议贵无贬，其进仕尚忠节，其取人务实道，其处世戒骄淫；其贫贱慎无威；其进退念合宜；其行事加九思；如此而已。吾复何忧哉？

　　青龙四年，诏‘欲得有才智文章，谋虑渊深，料远若近，视昧而察，筹不虚运，策弗徒发，端一小心，清修密静，乾乾不解，志尚在公者，无限年齿，勿拘贵贱，卿校已上各举一人。太尉司马宣王以昶应选。正始中，转在徐州，封武观亭侯，迁征南将军。

　　假节都督荆、豫诸军事。昶以为国有常众，战无常胜；地有常险，守无常势。今屯宛，去襄阳三百余里，诸军散屯，船在宣池，有急不足相赴，乃表徙治新野，习水军于二州，广农垦殖，仓谷盈积。

　　嘉平初，太傅司马宣王既诛曹爽，乃秦博问大臣得失。昶陈治略五事：其一，欲祟道笃学，抑绝浮华，使国子入太学而修庠序。其二，欲用考试，考试犹准绳也，未有舍准绳而意正曲直，废黜陟而空论能否也。其三，欲令居官者久于其职，有治绩则就增位赐爵。其四，欲约官实禄，励以廉耻，不使与百姓争利。其五，欲绝侈靡，务崇节俭，令衣服有章，上下有叙，储谷畜帛，反民于朴。诏书褒赞。因使撰百官考课事，昶以为唐虞虽有黜陟之文，而考课之法不垂。周制冢宰之职，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，又无校比之制。由此言之，圣主明于任贤，略举黜陟之体，以委达官之长，而总其统纪，故能否可得而知也。其大指如此。

　　二年，昶奏：“孙权流放良臣，适庶分争，可乘衅而制吴、蜀。白帝、夷陵之间，黔、巫、秭归、房陵皆在江北，民夷与新城郡接，可袭取也。”乃遣新城太守州泰袭巫、秭归、房陵，荆州刺史王基诣夷陵，昶诣江陵，两岸引竹絙为桥，渡水击之。贼奔南岸，凿七道并来攻。于是昶使积驽同时俱发，贼大将施绩夜遁人江陵城，迫斩数百级。昶欲引致平地与合战，乃先遣五军案大道发还，使贼望见以喜之，以所获铠马甲首，驰环城以怒之，设伏兵以待之。绩果追军，与战，克之。绩遁走，斩其将钟离茂、许旻，收其甲首旗鼓珍宝器仗，振旅而还。王基、州泰皆有功。于是迁昶征南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进封京陵侯。毋丘俭、文钦作乱，引兵拒俭、钦有功，封二子亭侯、关内修，进位骠骑将军。诸葛诞反，昶据夹石以逼江陵，持施绩、全熙使不得东。诞既诛诏曰：“昔孙膑佐赵，直凑大梁。西兵骤近，亦所以成东征之势也。”增邑千户，并前四千七百户，迁司空，持节、都督如故。甘露四年薨，谥曰穆侯。子浑嗣，咸熙中为越骑校尉。

　　王基字伯兴，东莱曲城人也。少孤，与叔父翁居。翁抚养甚笃，基亦发孝称。年十七，郡召为吏，非其好也，遂去，入琅邪界游学。黄初中，察孝廉，除郎中。是时青土初定，刺史王淩特表请基为别驾，后召为秘书郎，淩复请还。顷之，司徒王朗辟基，淩不遣。朗书劾州曰：“凡家臣之良，则升于公辅，公臣之良，则入于王职。是故古者侯伯有贡士之礼。今州取宿卫之臣，留秘阁之吏，所希闻也。”淩犹不遣。淩流称青土，盖亦由基协和之辅也。大将军司马宣王辟基，未至，擢为中书侍郎。明帝盛修宫室，百姓劳瘁。基上疏曰：“臣闻古人以水喻民，曰‘水所以载舟，亦所以覆舟。’故在民上者，不可以不戒惧。夫民逸则虑易，苦则思难，是以先王居之以约俭，俾不至于生患。

　　昔颜渊云东野子之御，马力尽矣而求进不已，是以知其将败。今事役劳苦，男女离旷，愿陛下深察东野之弊，留意舟水之喻，息奔驷于未尽，节力役于未困。昔汉有天下，至孝文时唯有同姓诸侯，而贾谊忧之曰：置火积薪之下而寝其上，因谓之安也。今寇贼末殄，猛将拥兵，检之则无应敌，久之则难以遗后，当盛明之世，不务以除患，若子孙不竞，社稷之忧也。使贾谊复起，必深切于囊时矣。

　　散骑常侍王肃着诸经传解及论定朝仪，改易郑玄旧说，而基据持玄义，常与抗衡。

　　迁安平太守，公事去官。大将军曹爽请为从事中郎，出为安丰太守。郡接吴寇，为政清严有威惠，明设防备，敌不敢犯。加讨寇将军。吴尝大发众集建业，扬声欲入攻扬州，刺史诸葛诞使基策之。基曰：“昔孙权再至合肥，一至江夏，其后全琮出庐江，朱然寇襄阳，皆无功而还。今陆逊等已死，而权年老，内无贤嗣，中无谋主。权自出则惧内衅卒起，痈疽发溃；遣将则旧将已尽，新将未信。此不过欲补定支党，还自保护耳。”后权竞不能出。时曹爽专柄，风化陵迟。基着《时要论》以切世事。以疾征还，起家为河南尹，未拜，爽伏诛，基尝为爽官属，随例罢。

　　其年为尚书，出为荆州刺史。加扬烈将军，随征南王昶击吴。基别袭步协于夷陵，协闭门自守。基示以攻形，而实分兵取雄父邸阁，收米三十余万斛，虏安北将军谭正，纳降数千口。于是移其降民，置夷陵县。赐爵关内侯。基又表城上昶，徙江夏治之，以逼夏口。由是贼不敢轻越江。明制度，整军农，兼修学校，南方称之。时朝廷仪欲伐吴，诏基量进趣之宜。基对曰：“夫兵动而无功，则威名折于外，财用穷于内，故必全而后用也。若不资通川聚粮水战之备，则虽积兵江内，无必渡之势矣。今江陵有沮、漳二水，溉灌膏腴之田以千数。安陵左右，陂池沃衍。若水陆并农，以实军资，然后引兵诣江陵、夷陵，公据夏口，顺沮、漳，资水浮谷而下。贼知官兵有经久之势，则拒天诛者意沮而向王化者益固。然若率合蛮夷以攻其内，精卒劲兵以讨其外，则夏口以上必拔，而江外之郡不守。如此，吴、蜀之交绝，交绝而吴禽矣。不然，兵出之利，未可必矣。”于是遂止。

　　司马景王新统政，基书戒之，曰：“天下至广，万机至狎，诚不可不矜矜业业，坐而待旦也。夫志正则众邪不生，心静则众事不躁，思虑审定则教令不烦，亲用忠良则远近协服。故知和远在身，定众在心，许允、传嘏、袁侃、崔赞皆一时正士，有直质而无流心，可与同政事者也。”景王纳其言。高贵乡公即尊位，近封常乐亭侯。毋丘俭、文钦作乱，以基为行监军、假节，统许昌军，适与景王会于许昌。景王曰：“君筹俭等何如？”基曰：“淮南之逆，非吏民思乱也，俭等诳肋迫惧，畏目下之戮，是以尚群聚耳。

　　若大兵临逼，必土崩瓦解，俭、钦之首。不终朝而悬于军门矣。“景王曰：”善。“乃令基居军前。仪者咸以俭、钦栗悍，难与争锋。诏基停驻。基以为：”检等举军足以深入，而久不进者，是其诈伪已露，众心疑沮也。今不张示威形以副民望，而停军高垒，有似畏懦，非用兵之势也。若或虏略民人，又州郡兵家为贼所得者，更怀离心；俭等所迫肋者，自顾罪重，不敢复还，此为错兵无用之地，而成好宄之源。吴寇因之，则淮南非国家之有，谯、沛、汝、豫危不安，此计之大失也。军宜速进据南顿，南顿有大邸阁，计足军人四十日粮。保坚城，因积谷，先人有夺人之心，此平贼之要也。“基屡请，乃听进据（氵隐）水。既至复言，曰：”兵闻拙速，未睹工迟之久。方今外有强寇，内有叛臣，若不时决，则事之深浅未可测也。议者多欲将军持重。将军持重是也，停军不进非也。持重非不行之谓也，进而不可犯耳。今据坚城，保壁垒，以积实资虏，县运军粮，甚非计也。“景王欲须诸军集到，犹尚未许。基曰：”将在军。君令有所不受。彼得则利，我得亦利，是谓争城，南顿是也。“遂辄进据南顿，俭等从项亦争欲往，发十余里，闻基先到，复还保项。时兖州刺史邓艾屯乐嘉，俭使文钦将兵袭艾。基知其势分，进兵逼项，俭众遂败。钦等已平，迁镇南将军，都督豫州诸军事，领豫州刺史，进封安乐乡侯。上疏求分户二百，赐叔父子乔爵关内侯，以报叔父拊育之德。有诏特听。

　　诸葛诞反，基以本官行镇东将军。都督扬、豫诸军事。时大军在项，以贼兵精，诏基敛军坚垒。基累启求进讨。会吴遣朱异来救诞，军于安城。基又被诏引诸军转据北山。

　　基谓诸将曰：“今围垒转固，兵马向集，但当精修守备以待越逸，而更移兵守险，使得放纵，虽有智者不能善后矣。”遂守便宜，上疏曰：“今与贼家对敌，当不动如山。若迁移依险，人心摇荡，于势大损。诸军并据深沟高垒，众心皆定，不可倾动，此御兵之要也。”书奏，报听。大将军司马文王进屯丘头，分部围守，各有所统。基督城东城南二十六军，文王敕军吏入镇南部界，一不得有所谴。城中食尽，昼夜攻垒，基辄拒击，破之。寿春既拔，文王与基书曰：“初议者云云，求移者甚众，时未临履，亦谓宜然。

　　将军深算利害，独秉固志，上违诏命，下拒众议，终至制敌擒贼，虽古人所述，不是过也。“文王欲遣诸将轻兵深入，招迎唐咨等子弟，因衅有荡覆吴之势。基谏曰：”昔诸葛恪乘东关之胜，竭江表之兵以围新城，城既不拔，而众死者太半。姜维因洮上之利，轻兵深入，粮饱不继，军覆上都。夫大捷之后，上下轻敌，轻敌则虑难不深。今贼新败于外，又内患未弭，是其修备设虑之时也。且兵出逾年，人有归志，今俘馘十万，罪人斯得，自历代征伐，未有全兵独克如今之盛者也。武皇帝克袁绍于官渡，自以为所获已多，不复追奔，惧挫威也。“文王乃止。以淮南初定，转基为征东将军，都督扬州诸军事，进封东武侯。基上疏固让，归功参佐，由是长史司马等七人皆侯。

　　是岁，基母卒。诏秘其凶问，迎基父豹丧合葬洛阳。追赠豹北海太守。甘露四年，转为征南将军，都督荆州诸军事。常道乡公即尊泣，增邑干户，并前五千七百户。前后封子二人亭侯、关内侯。景元二年，襄阳太守表吴贼邓由等欲来归化，基被诏：“当因此震荡江表。”基疑其诈，驰驿陈状。且曰：“嘉平以来，累有内难，当今之务，在于镇安社稷，绥宁百姓，未宜动众以求外利。”文王报书曰：“凡处事者，多曲相从顺，鲜能确然共尽理实。诚感忠爱，每见规示，辄敬依来指。”后由等竟不降。

　　是岁基薨，追赠司空，谥曰景侯。子徽嗣，早卒。咸熙中，开建五等，以基着勋前朝，改封基孙廙，而以东武余邑赐一子爵关内侯。晋室践阼，下诏曰：“故司空王基既着德立勋，又治身清素，不营产业，久在重任，家无私积，可谓身没行显，足用励俗者也。其以奴婢二人赐其家。”

　　评曰：徐邈清尚弘通，胡质素业贞粹，王昶开济识度，王基学行坚白，皆掌统方任，垂称着绩。可谓国之良臣，时之彦士矣。

三国志魏书徐胡二王传译文

  （徐邈传、胡质传、王昶传、王基传）

  徐邈传，徐邈，字景山，燕国蓟县人。曹操平定河朔时，任徐邈为丞相军谋掾，试守奉高县令，后来到洛阳任东曹议令史。魏国刚建立时，任尚书郎。

  当时法令禁止酗酒，但徐邈常私下痛饮以至于酩酊大醉。校事赵达询问政事，徐邈称他是“中圣人”。赵达把这话传给曹操，曹操很是恼怒。度辽将军鲜于辅劝说道：“平常喝醉酒的人称清酒为圣人，浊酒为贤人。徐邈性情谨慎，这不过是酒醉胡言乱语罢了。”结果没有被判刑。徐邈后来任陇西太守。转任南安太守。魏文帝曹丕即位后，历任谯相，平阳、安平太守、颍川典农中郎将，所到之处，都留下很好的名声，被赐予关内侯爵位。文帝巡视许昌，问徐邈：“还充任中圣人吗？”徐邈回答说：“从前子反在谷阳喝醉酒，半夜逃跑；御叔饮酒被罚以重赋。臣的嗜好和这二人相同，不能自我克制，所以时常喝酒。但相反却能常常因此而得到赏识。”文帝大笑，对身边的人说：“果然名不虚传。”转任抚军大将军军师。魏明帝认为凉州较偏远，和西蜀接壤，就任命徐邈为凉州刺史，并持有朝廷符节任护羌校尉。任职后，正赶上诸葛亮率兵出祁山，陇右三郡相继反叛。

  徐邈派遣参军以及金城太守等部攻打南安叛贼，取得胜利。河右地区少雨，常因无粮苦恼。徐邈上书修武威、酒泉盐池，用以收藏敌人的粮食，又开凿水渠，招募贫民租种土地，使得家家丰足，仓库盈满。又支取州中一部分的军费，用来交换金帛犬马，供给中原人消费。同时逐步收缴民间私藏武器，统一保管，然后宣讲仁义，建立学校，禁止丰厚的葬礼，限制过度的祭祀。扬善惩恶，社会风尚大为改观，百姓心悦诚服。与西域的交往，边远少数民族的进贡，这些都是徐邈的功绩。后因讨伐反叛的羌人柯吾有功，被封为都亭侯，食邑三百户，加建威将军称号。徐邈和羌人、胡人打交道，从不过问他们小的过失，但如果犯了大罪，先通报部帅。让他们知道，然后斩首以示众，因此深得百姓信服和敬畏。凡是朝廷赏赐给他的东西，他都分给将士，从不拿回自家。自己的妻子女儿却常常衣食不足。天子得知了很是赞赏，便常给他家里提供衣食等物。他惩治邪恶，修正冤假错案，一州之内，秩序井然。

  正始元年(240)，回洛阳任大司农，转任司隶校尉，其他官吏都很敬畏他。后因公事离开官职。又任光禄大夫。几年后被升做司空。徐邈感叹道：“三公是论道的官位，没有合适的人就空缺，怎能让我年老且多病的人去担任呢？”于是坚决辞让。嘉平元年(249)，他七十八岁，寿终正寝，这时身为大夫，按公礼埋葬，谥号穆侯。他的儿子徐武继承爵位，嘉平六年(254)，朝廷追悼思念清廉高洁之士，下诏说：“突显贤能以及道德高尚之士，圣王历来重视；推举善人，引导后来人，孔子也很赞美，已故司空徐邈、征东将军胡质、卫尉田豫都在前朝任职，历任四代，率兵出讨，辅佐朝政，忠心为公，忧国忘私，不营家产，身死之后，家无余财，我特别嘉赏他们：赐给徐邈等人家属粮食二千斛，钱三十万，特此告示天下。”徐邈同郡的韩观曼游，德才兼备，与徐邈齐名，而在孙礼、卢毓之先，为豫州刺史，政绩很好，死在官任上。卢钦著书，称赞徐邈说：“徐公志气宏大，行为高洁，才识广博气势英猛。他的政治措施每当施行时，高尚、稳妥而不急躁；正直而不同流合污，广博、深远而坚守信约；雷厉风行却又能宽以待人。有人认为能清正公廉很难，而徐公轻易便能做到如此。”有人问卢钦：“徐公在武帝曹操时代，人们认为他通达，自从任凉州刺史，回到京城后，人们又认为他特别，这是为什么呢？”卢钦回答说：“以前毛孝先、崔季王圭等掌管政事，尊崇清正廉素之士，当时官吏们热衷于更换布衣以猎取高名。

  而徐公仍一如既往，所以人们认为他通达。近来天下崇尚奢侈、豪华。于是大家又竞相效仿，而徐公仍不为所动，不随波逐流，所以前日的通达，就变成今日的特别了。这是因为世人总是随波逐流，变化无常，而徐公秉性高洁，持之以恒。”

  胡质传，胡质，字文德，楚国寿春人。少年时即与蒋济、朱绩齐名。在长江、淮河一带很有影响，在州郡作官。蒋济任别驾，出使见魏太祖曹操。曹操问：“胡敏年岁较大，该有子孙了吧？”蒋济说：“有个儿子叫胡质，处理大问题不如父亲，但处理细小事情心细超过父亲。”于是曹操召任胡质为顿丘县令。县里有个叫郭政的人与堂妹通奸，杀死妹夫程他。郡吏冯谅被关在监狱作证人。郭政和堂妹忍受拷打赖罪，冯谅不能忍受拷打，只好诬陷自己。这样便是无罪人成有罪人，而将被判处。胡质到官，细致观察情色，追究根底，终于水落石出，人们无不称服。后为丞相东曹议令史，州里请他任治中。将军张辽与其护军武周有矛盾。张辽见到刺史，请胡质出任幕僚，胡质以病推托。张辽对胡质说：“我有心任你作官，你为什么辜负我的厚意呢？”胡质说：“古人相交，看他索取很多，但仍相信不贪；看他临阵脱逃而仍相信他不怯，听说流言而不为所动，这样交情才可以长久啊！武周身为雅洁之士。以前您对他赞不绝口，而今只为一点小事，就酿成矛盾。何况我胡质才能浅薄，怎么能始终得到您的信任呢？因此我不愿意就职。”张辽很受感动，与武周重归于好。曹操召任胡质为丞相属。黄初中，转任吏部郎、常山太守，迁任东莞。卢显被人杀害，胡质说：“这个人似乎没有仇人，只有一个年轻的妻子，因为这而死吗？”于是逐一召见与卢显相邻近居住的年少之人。问到书吏李若，发现他气色不对，于是胡质追究到底，李若只得自首，受到惩罚。胡质每每得到赏赐，都分给众人，从不收藏家中。在郡任职九年，吏民安居乐业，将士恭敬从命。又迁任荆州刺史，加振威将军封号，赐爵关内侯。

  东吴大将朱然包围樊城，胡质率轻兵出击。很多人认为，敌众我寡，不能追击。胡质说：“樊城地势低下，兵力又少，所以应当进军给予外援，否则，樊城就危险了。”于是率兵赶赴樊城，城内军民这才安定下来。又迁任东征将军，持符节都督青州、徐州诸军事，大面积种植粮食。有够吃好几年的储备。设置东征台，一面派兵租种，一面派兵守卫，又与诸郡通渠，准备船只，严阵以待来犯之敌。海边比较平静。胡质性情深沉，好深思，不以自己的标准去衡量他人，因此得到他人的爱戴。

  嘉平二年(250)去世。家里没有什么财产，只有皇帝所赐衣物和书厨。军师把这些情况报告给朝廷，追封他为阳陵亭侯，食邑百户。谥号贞侯。他的儿子胡威继承爵位。嘉平六年(254)，皇帝下诏书大加赞扬胡质清正节俭的行为，赐给他们家钱财和粮食，这些事记载在《徐邈传》中。胡威咸熙年中官至徐州太守，政绩非凡，历任三个郡的太守，政绩都很好，最终死于安定郡。

  王昶传，王昶，字文舒，太原晋阳人。少年时与同郡的王腸在当地很有名气。王腸年纪大点，王昶把他当兄长看待。魏文帝曹丕即位以前，王昶为太子文学，迁中庶子。曹丕即位以后，王昶升任散骑侍郎，为洛阳典农。当时洛阳树木成林，王昶以他的勤劳为百姓做了表率，开垦了很多荒地。后任兖州刺史。魏明帝曹睿即位，加封扬烈将军，赐关内侯爵。王昶虽然在外地作官，可一心关心朝廷政治。他认为曹魏很多弊端承秦汉而来，法制苛刻而又琐碎，很少修改国家大典以正先王的风范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要想希望政治开明，国家强盛，是不可能的。于是撰著《治论》，依照古代制度，取其可供今天借鉴的有关条项，写了二十多篇。又著《兵书》十几篇，探讨奇正交用的战术，青龙年间上奏朝廷。他为兄弟的孩子和自己的孩子取名字，都依据谦虚和诚实，用以显示他的志趣。所以他兄弟的孩子，王默字处静，王沈字处道，自己的孩子一个叫王浑，字玄冲，一个叫王深，字道冲。他又写信劝戒他们说：作为晚辈，最重要的是有实际本领，有高尚情操，让父母脸上有光。实际本领、高尚情操、父母荣光这三件事谁都能明白其中的价值，可还是有人身败名裂，殃及家庭，致使全家覆灭，这是因为他们家的传统不是正道。讲究孝敬仁义，这是诸事中最重要的。依照它来立身行事，这是一生的根本所在。讲究孝敬，宗族内部才相安无事，讲究仁义，邻里之间才会相互尊重。这样做，修身养性就是不错了，名声自然会传到外边去。人如果不注意品行修养，舍本求末，崇尚虚浮奢华，以至结党营私，那么就会让人觉得虚伪，甚至酿成隐患。不要崇尚浮华，不要结党营私，其中的道理，显而易见，但是仍有很多人重蹈复辙，追求浮华，这都是因为名利观念在作祟。当然，富贵声名，谁不愿意拥有呢？但是君子却可以得到而不要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厌恶不由正道求取名利。人生最大的祸患是只知进而不知退，只知追求情欲，而不知满足，所以才会有困辱之累、悔吝之咎。常言道：“如果不知足，得到的也会失去。”所以人要知足，就会满足。

  纵览古今成败吉凶，那些追名逐利，欲壑难填的人，没有谁能保持家世不衰，自己不毁灭的。我希望你们做人要严谨，遵从儒家的教义，信奉道家的言论，所以给你们起名叫玄默冲虚，要让你们看到自己的名字，时刻不忘它们的含义，不要违背。古代时，盘子上有铭文，几杖上有诫文，为的是低头抬头都能看见它们，用来节制自己。更何况是自己的名字，难道不该随时劝诫自己吗？一般来说，事物成长的快，其消亡的也快；其生长的慢，就会有好的结果。清晨开花的草，到晚上就该零落了；而松柏青翠，严冬不衰枯。因此真正的君子不愿自己速成，而望大器晚成。像范睺看不起秦客而武子用杖击范，折断他的委鮹，那是因为武子厌恶范睺看不起人。人有点善意，很少有不自讠夸的，有点能耐的很少有不自傲的。自讠夸就会看不起人，自傲就会盛气凌人。看不起人的人，人们也看不起他；盛气凌人的人，人们也不把他放在眼里。所以晋国杀死..钅奇、..砋、..至三人而百姓毫不同情；王叔与人争权夺利，为周朝罪人。这不正是他们以为自己比别人强，自讠夸自傲，苦果自尝吗？所以君子不自夸，不是为了谦让，而是讨厌处处显示胜过别人。能屈才能伸，能让才叫德，示弱才是真强，如果这样，才会万事遂心。毁坏别人声誉，是坏事的根源，是招致灾难的开端，因此圣人特别谨慎。孔子说过：“我对于别人，很少赞誉也很少诋毁。如果有所褒誉也一定要有根据。”又说：“子贡多言爱讥评别人。难道他就够好了吗？我却没有这闲工夫。”像孔子这样的圣人，还如此谨慎，更何况像我们这些平凡之人怎么能肆意毁誉别人呢？

  从前，伏波将军马援告诫他的侄子说：“听见关于别人的不好的传闻，只当这人是自己的父母，虽然听到了，却不能传出去。”这个告诫真是细心到极点了。别人如果诋毁自己，应当躬身自省。如果自己确有值得别人诋毁的言行，别人的诋毁就是恰当的；如果自己没有什么过错，那么别人的诋毁就纯属乌有。如果人家批评得对，就不要埋怨别人，如果别人批评得不对，又不会危害你自己，何必反唇相讥呢？而且，听见别人诋毁自己就发怒，把恶名再推到别人身上，那么人家就会越发诋毁你；还不如沉默寡言，退而修养自己为好。谚语说：“救人于严寒，不如多加些皮裘；阻止别人的诽谤，不如自己修养道德。”这话是很对的。如果和那些搬弄是非的人，特别是凶狠险毒的人打交道，距离近都危险，更何况和他们当面辨明是非，那就更危险了。那些虚伪的人，言论没有任何根基，不依据道义，行为不遵守自己的言论，其浮浅是很容易识别的。可惜世人多被他们所迷惑，不愿意认真鉴别一下他们的言行。

  近世的人如济阴魏讽、山阳曹伟都因为倾听邪恶、道德败坏而被处死，他们迷惑世人，扶持奸窃叛逆之人，煽动年轻人作乱。虽然他们被杀，但是他们的恶劣作风，污染世风，影响深远，要谨慎呵！至于那些甘心于山林隐逸的人，像伯夷、叔齐等宁可饿死首阳山；还有像介子推等，宁可烧死在绵山也不愿出仕。虽然他们的言行可以对那贪欲之徒有所警诫，可以导向好的社会风尚，但是真正的圣人是不会像他们这样去做的，我也不愿意你们去效法。你们的先辈，世代作官，崇尚仁义，为人谨慎，讲究孝悌之道，广泛向友人学习。我和同事交往，虽各有不同，但都会从不同的人那儿学到一些东西。颍川郭奕，为人通达、聪敏，有知识。可是他的为人稍微逊色些，轻视富贵，固然可嘉，但也有些过分，如果他得到自以为不错的人，就十分敬重，犹如高山一般敬仰着；如果他不认为是能人的，就不把他们放在眼里，把他们视为小草。我因为和他相知，所以和他来往密切，但不希望你们像他这样做。

  北海徐干，不求名誉，不求财富，淡泊处世，追求道德修养。即使他有所褒贬，也都假托古人之口说出，而对当世则从不评论是非。我很敬重他，希望你们能向他学习。东平的刘祯，有出众的才能，真诚有节度且有大志，然而他的性情和行为不太相等，很少有约束和顾忌，得和失足可以正负抵消。我很喜欢他，看重他。但不愿你们追慕他。乐安任嘏，完全遵循古道，内心敏锐，而外表宽厚，谦逊恭让，居处不避开污浊的凹地，平时好像胆怯，却能见义勇为，在朝做官则可以公忘私。我把他视为好友而推重他，愿你们以他为榜样。如果你们能引而伸之，触类而推，你们就可以从我所推举的人物中得到启发了。至于用钱应以家族作为首先考虑的对象，施舍一定要注意周济那些急需的人，出入乡里朝廷一定要慰问老人，议论时不要贬低别人，作官时要尽忠尽节，用人交友一定要诚实，处世一定不要骄傲贪淫。贫贱时万不可自暴自弃，进与退要想到是否合适，凡做事要三思而后行。如果这样做了，我就没有什么忧虑了。

  青龙四年(236)，皇帝下诏说：“现在准备召纳人才，凡是才智双全，能深谋远虑，料远若近，视昧而察，运筹帷幄，办事谨慎，清正修养，周密、冷静，孜孜不倦，一心为公的人，不论年龄大小，不管出身贵贱，卿校以上各选举一人。”太尉司马懿推举王昶应选。正始年中，王昶在徐州任职，被封为武观亭侯，迁升征南将军，持节都督荆州、豫州诸军事。王昶认为，国家总会有人，但是战争未必总是胜利，地势险峻是不变的，但是守备之势头不能长久不变。而今屯兵宛城，离襄阳三百多里，各军营分散驻屯，船在宣池，有紧急情况，都来不及调动。于是上表请求把当地政府所在地迁到新野，在二州内练习水兵，开垦农田，积蓄粮食。

  嘉平初年(249)，太傅司马懿杀死曹爽之后，向大臣询问政治得失。王昶陈述了五条治国方略：第一，崇尚道统，鼓励学业，抑制浮华，修建学校让学生们入学。第二，设立考试制度，考试是个标准。没有一定标准而想衡量曲直是不可能的，没有考试制度而或降或升某人，空论是否有才能，也是没有根基的。第三，让官吏任职的时间长一些，有政绩的升官赐爵。第四，省减官员的实际收入，让他们知道廉洁羞耻，不要和老百姓争利。第五，杜绝奢侈，倡导节俭，使各个官员服饰有别，上下有序。储备粮棉，让人们返朴归真。皇帝下诏褒扬王昶，让王昶修撰百官考试的程序。王昶认为，唐尧、虞舜时代虽然有升、降官吏的公文，但是如何考核官吏的方法未流传下来。周朝的制度虽有冢宰的职位，根据各位官吏的政绩给予赏罚，但是没有如何比较确定的标准。因此，圣主实应明白如何任用贤人，略举任贤黜劣的办法，把这个工作委托给贤达之人，让他统管此事。任用某人，是否贤能，可以知其大概。他的议论，大体就这些。

  嘉平二年(250)，王昶又上奏说：“孙权放逐贤良大臣，内部纷争，可以乘机制服吴、蜀。白帝与夷陵之间的地带，黔、巫、秭归、房陵等地都在江北，民众与新城郡多有接触，可以袭取此地。”于是朝廷派新城太守州泰袭取巫、秭、归、房陵，荆州刺史王基逼向夷陵，王昶逼向江陵。在两岸用竹索作桥，渡水袭击敌军。敌人逃到南岸，又开凿七条道路来进攻。王昶让弓箭同时发射，东吴大将施绩在夜里逃进江陵城。王昶派兵追杀数百人。他想把敌人引到平旷的地段，与之交战。于是派五军列队沿大道撤军，以假象蒙骗敌人，同时又派人骑马挑着缴获的战利品在城的四周向敌人显示，以激怒敌人。埋设伏兵，等待袭击敌人。施绩果然派兵追杀大军，王昶出兵与之决战，结果大获全胜。施绩逃跑，他手下大将钟离茂、许..被杀。缴获敌人的铠甲、旗、鼓、珍宝、武器无数，班师而还。王基、州泰都立下了战功。于是王昶被任命为征南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晋封京陵侯。毋丘俭、文钦反叛，王昶率兵抵抗有功，赐封他的两个儿子为亭侯和关内侯。他被晋升为骠骑将军。诸葛诞反叛，王昶占据夹石，逼近江陵，牵制着施绩、全熙，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。诸葛诞被杀后，皇帝下诏说：“从前孙膑辅佐赵国，直逼大梁。西部兵力大举前进，也形成了东征的趋势。”为王昶增邑千户，加上以前所封，共四千七百户，又升至司空，照旧持符节，都督诸军。

  王昶最终死于甘露四年(259)，谥号穆侯。他的儿子王浑继承爵位，咸熙年中任越骑校尉。

  王基传，王基，字伯舆，东莱曲城人。少年时父亲去世，便与叔父王翁住在一起。王翁精心抚养，王基也非常孝顺。十七岁这年，郡里征召他为府吏，没多久觉得不太合意，便辞职，进入琅王牙界内游学。黄初年间(220～226)，各地荐举孝廉，他被任命为郎中，当时，青州刚刚平定，刺史王腸特意上奏章，请任命王基出任别驾，后来朝廷召他为秘书郎，王腸再次请求让他回青州任职。不久，司徒王朗征召王基，王腸不放。王朗上书弹劾王腸说：“凡是地方官吏有优秀的，应把他们提升到郡府；郡府有优秀官吏，应举荐到朝廷，因此古代有侯伯贡士的礼节。

  而今州郡取宿卫的大臣，留朝廷大臣不放，真没听说过。”王腸还是不放。王腸所以得到青州士人的称赞，主要还由于王基的辅佐协作。大将军司马懿征召王基，还没正式任职，又被任命为中书侍郎。魏明帝大兴土木修建宫室，百姓劳苦，王基上疏说：“我听说古人把百姓比作水，说：‘水可以载舟，亦可以覆舟。’因此，居于民上的天子，不能不随时戒惧。百姓安乐，逸静，一切事情都好办；如果他们生活很苦，他们就会想到作难。因此，先王的居处都很简朴，为的是防止祸患发生。从前颜渊说，东野子驾御马匹，马精疲力竭，但他仍驱赶不止，因此知道他将失败。而今劳役繁重，男女分离，人们怨声载道，希望陛下能深思东野子之弊，仔细揣摩舟和水的比喻，让那些精疲力竭的马匹休息一下，让那些疲惫不堪的百姓省些劳役。从前汉代打天下，到汉孝文帝时，只有同姓的诸侯。因此，贾谊深感忧虑地说：‘下边是堆积着的柴禾，点着火，而在上面睡觉，还自以为很安全。’而今敌人并未消灭，猛将拥兵，集聚起来难以应敌，长久下去，帝位难以传给后代。在此盛明之世，不专心致志地消除祸患，如果子孙再不争气，国家就危险了。如果让贾谊再生，一定会更加忧虑。”散骑常待王肃撰著诸经传解，又论述、制定朝廷礼仪，常常修改郑玄的旧观点。王基则依据郑玄之说与王肃争论。后任安平太守，因公辞去此职。

  大将军曹爽请他出任从事中郎，后出洛阳为安丰太守。郡界临接吴国，王基治理州郡，十分清正严明，颇得百姓感念，加之防备森严，敌人不敢进犯。被加封讨寇将军封号。东吴曾在建业集中大军，声称要攻打扬州。刺史诸葛诞让王基谋划，王基说：“以前孙权屡次进犯合肥，到了江夏，这之后全琮出击庐江，朱然进犯襄阳，但都未得逞，只得退回。而今陆逊等老将已死，孙权也年老，内部没有能臣贤嗣，军中又缺乏英明军师。孙权想要亲自率兵出击，又怕内部生乱，各种矛盾一齐爆发，导致崩溃；若派将领率兵，老将差不多死光了。新将他又不信任。他不过是想借此安排好亲信，以攻为守而已。”后来，孙权没有领兵出击。当时国内由曹爽专权，风气大坏。王基撰《时要论》来讥讽时事。因病离任回到都城，被征召为河南尹，还没有赴任，曹爽被杀。因为王基曾经是曹爽的下属，也照例罢免。这年又出任尚书，又任荆州刺史，加扬烈将军封号，随征南将军王昶讨伐东吴。王基在夷陵率领一路兵马袭击步协，步协紧闭城门固守。王基假装摆出进攻的架式，其实则分兵袭取雄父粮仓，缴获粮食三十余万斛，抓获安北将军谭正，接纳投降的敌人有几千人，把这些降民安置到夷陵县。王基被赐关内侯爵。王基又上表劝王昶将江夏作为首脑之地，紧逼夏口。从此，敌人就不敢轻言渡江了。他申明礼仪制度，整顿军队秩序，恢复学校教学，南方士人无不称赞。当时朝廷商议准备大举伐吴，下诏命王基商量如何进攻。王基说：“如果出兵而不能打胜，不仅威风丧尽，而且还耗费财用，因此出兵必须准备充分才行。如果不准备开通河道，聚积粮食，修建战船，即使陈兵江北，也不会形成必渡之势。

  今江陵有沮水、漳水，灌溉良田数以千亩。安陆左右，也有沃野良田。如果水陆并以农业为主，准备充分的储备，然后率大军攻向江陵、夷陵，分别占据夏口，沿沮水、漳水运输粮食。敌人知道我有坚锐的装备和充足的储备，能长久占据优势则依据天险顽固坚守的信念必然变得沮丧，弃暗投明的人会越来越多。这时再联合东吴的蛮夷从其内部攻击。大军再分部征讨，则夏口以上各据点一定可以攻下来，长江之外的州郡也都守不住了。这样一来，吴、蜀的交通断绝，两国无法联合，东吴也就成为瓮中之鳖了。否则的话，这时出兵未必有利。”于是朝廷打消了出兵的念头。司马师刚统领大权，王基上书劝诫说：“天下很大，政事很杂，您就不能不兢兢业业，夜以继日。如果志尚淳正，就不会滋生各种邪念；如果心地纯静，就不会感到众事嘈杂。深思熟虑，教令就不会繁杂；重用贤能、优良之士，远近都会臣服。因此，要使远方少数民族团结协同一心，全在于阁下如何行动；要使民众平定，也全在于您如何用心。许允、傅嘏、袁侃、崔赞等都是正直之士，有端直的品质，没有流变的坏心，可以任用他们。”司马师接受了王基的忠告。高贵乡公即皇帝位，晋封王基为常乐亭侯。毋丘俭、文钦反叛，朝廷任命王基为行监军、持符节，统领许昌军队，正好与司马师的军队在许昌会合。司马师问王基：“您看毋丘俭等会怎么样呢？”王基说：“淮南叛乱，不是当地吏民作乱，而是受到毋丘俭的威胁，怕眼前被杀，所以随大流罢了。如果大兵压境，他们必然土崩瓦解。毋丘俭、文钦的尸首不久就会悬在军门。”司马师说：“说得好！”于是派王基打先锋。很多人认为，毋丘俭、文钦勇猛无敌，很难与他们争胜。朝廷下诏让王基停止进军。

  王基认为：“毋丘俭等军队完全可以长驱直入，但其仍不进军，说明已露出诈伪的马脚，民众之心有所疑。我们这时候不赶紧声张威势，满足百姓的愿望，反而停军不前，修筑高垒，无异于显示我们的怯懦，这决不合用兵的道理。如果他们抢劫民众，并把各州郡兵士家属也抓来，则我们更丧失民心。为毋丘俭所威胁的人，觉得自己罪责深重，不敢再逃出。这里是乌合之众聚集之地，士兵并无战斗力，却可能成为奸宄之辈得势的温床。如果东吴军队趁机出兵，那淮南大片国土就该被敌人占据了。此后，谯、沛、汝、豫等地就日益危险，这是最大的失策。应快速占据南顿，南顿有大粮仓，足够军队吃上四十天的。驻守南顿坚城，借助大粮仓供应，造成先声夺人的气势，这是平定叛贼的首要措施。”王基反复请战，朝廷才让他占据氵隐水。到了以后，王基又上书说：“兵贵神速，不能拖延。而今外有强敌，内有叛臣，如果再不当机立断，将来后果就难以预知了。很多人认为指挥军队应持重一些。持重当然应该，但是停军不进就错了。持重决不是指按兵不动呵！如果能进军，就不可战胜。而今占据城关，壁垒森严，那边积蓄的粮食提供给敌人，而我们却要远道运粮，这是大错的呵！”司马师想等各路军队到齐后再发兵，还是不听王基的劝谏。王基又说：“将军在外，君主的命令可以不接受。敌人得城，敌人得利。我得城，对我有利。这才叫争城，进军南顿城！”于是挥师占据南顿。

  毋丘俭等从项地发兵也想争夺南顿，走了十来里，听说王基已捷足先登，只好退回项地，当时兖州刺史邓艾屯兵乐嘉，毋丘俭派文钦率兵袭击邓艾。王基知道他们已分散了兵力，就率兵攻项地，毋丘俭失败。文钦等平定后，王基任镇南将军，都督豫州诸军事，任豫州刺史，晋封安乐乡侯。他上疏要求分自己的封邑二百户给叔父的儿子王乔，并求赐王乔关内侯，用来报答叔父的养育之恩。朝廷特许。诸葛诞反叛，王基以豫州刺史身份行镇东将军的职权，都督扬州、豫州诸军事。当时大军在项地，认为敌兵精良，让王基驻军修垒。王基反复上书请求讨伐。这时，东吴派朱异来援救诸葛诞，驻扎在安城。王基奉诏要他率军转移占据北山。王基对诸位将领说：“而今城垒已经很坚固了，兵马也都聚集在此，只须精修守备，等待敌人就是了，如果再移兵戍守险地，会使兵马处于涣散状态。再聪明的人也不能收拾这个局面了。”于是在适当的时候又上疏说：“今天我们与敌人对峙，应岿然不动，如果转移坚守险要之地则人心动摇，破坏既成的局势。各路军队各自据守深沟高垒，人心安定，不能动摇，这是统领军队的基本要领。”报上奏表后，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。大将军司马昭屯兵丘头，分部围守，各有所统。王基都督城东城南二十六军，司马昭命军吏深入镇南将军部界，传令不得出兵。城中粮食吃尽，敌人昼夜攻垒，王基据城死守。进而择机反击，大破敌军。攻下寿春后，司马昭写信给王基说：“当初议者云云，要求移兵的人极多。当时我没有临阵，也听信他们的议论。将军阁下深算利害，意志坚定，奋力顶住众将压力，以至上违诏命；终于战胜敌人。古人所叙述的战事，也没有超过这次战事的。”司马昭想派将领率精锐部队深入战区，招迎唐咨子弟，乘此机会可以造成颠覆东吴的局势。王基劝谏说：“以前诸葛恪乘着东关的胜利，调动江左的兵力，包围新城。城没有攻下来，自己却死伤过半。姜维借洮上胜利之势，轻兵深入，军粮供应不上，结果大军在上絡覆没。每当取胜之后，官兵上上下下轻敌。轻敌则考虑困难不深入。

  而今敌人刚刚在外吃了败仗。内患又未平息。因此，目前他们正戒备森严。再说，连年作战，人有归家之志。今俘获十万降兵，又杀了诸葛诞这个罪人，自从汉末有战事以来，还没有如今天这样大获全胜的局面呢！武皇帝曹操在官渡大败袁绍，自以为创下的收获已多，不再追剿，是惧怕受挫败。”司马昭听后于是罢兵。因为淮南地区刚刚平定，朝廷命王基为征东将军，都督扬州诸军事，晋封东武侯。王基上疏辞让，把功劳归给参谋和辅佐的下属。于是长史、司马等七人都得以封侯。这年，王基母亲去世。朝廷下诏对丧事保密，把王基的父亲王豹的遗骨迁到洛阳与王基母亲合葬，追赠王豹为北海太守。

  甘露四年(259)，王基为征南将军，都督荆州诸军事。常道乡公即皇帝位，为王基增加食邑千户。加上以前的共五千七百户。前后又分封其二个儿子为亭侯、关内侯。景元二年(261)襄阳太守上表说吴贼邓由要求投降。王基接受命令，要在此时出兵东吴。王基怀疑其中有诈，于是派驿使快速向朝廷陈述情状，又说：“嘉平以来，内乱不断。当务之急，是如何使国家安定，百姓安宁，不应轻易兴师动众，向外族求取好处。”司马昭回信说：“和我共事的人，多是曲意逢迎，很少有人能与我明白地讲述事实真相。阁下诚感忠爱，常常有所规劝，就照着您所说的办理。”后来，邓由果然没有来投降。这年，王基去世，追赠司空，谥号景侯。儿子王徽继承爵位，早死。

  咸熙年中(264～265)，设五等爵位，因为王基功著前朝，改封王基的孙子王訥为侯。又把东武郡其余的城封给王基的另一儿子，赐关内侯爵。晋朝建立以后，皇帝下诏说：“已故司空王基功勋卓著，洁身自好，清正素廉，不营私产，久在重任家无私财，真可谓身死之后，品行更加显露，完全可以激励世俗之人。可赐给他家二个奴婢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