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 《战国策》 刘向 著 《战国策》（Intrigues of the Warring States），是一部国别体史书。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的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策略，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。作者并非一人，成书并非一时，书中文章作者大多不知是谁。西汉末刘向编定为三十三篇，书名亦为刘向所拟定。宋时已有缺失，由曾巩作了订补。有东汉高诱注，今残缺。宋鲍彪改变原书次序，作新注。吴师道作《校注》，近代人金正炜有《补释》，今人缪文远有《战国策新注》。 |
蔡泽见逐于赵，而入韩、魏，遇夺釜鬲于涂。闻应候任郑安平①、王稽，皆负重罪，应侯内惭，乃西入秦。将见昭王，使人宣言以感怒应侯曰：“燕客蔡泽，天下骏雄弘辩之士也。彼一见秦王，秦王必相之而夺君位。”
应侯闻之，使人召蔡泽。蔡泽入，则揖应侯。应侯固不快，及见之，又倨。应侯因让之曰：“子常宣言代我相秦，岂有此乎?”对曰：“然。”应侯曰：“请闻其说。”蔡泽曰：“吁!何君见之晚也。夫四时之序，成功者去。夫人生手足坚强，耳目聪明圣知，岂非士之所愿与?”应侯曰：“然。”蔡泽曰：“质仁秉义，行道施德于天下，天下怀乐敬爱，愿以为君王，岂不辩智之期与?”应侯曰：“然。”蔡泽复曰：“富贵显荣，成理万物，万物各得其所；生命寿长，
终其年而不夭伤；天下继其统，守其业，传之无穷，名实纯粹，泽流千世，称之而毋绝，与天下终。岂非道之符，而圣人所谓吉祥善事与?”应侯曰：“然。”
泽曰：“若秦之商君，楚之吴起，越之大夫种，其卒亦可愿矣。”应侯知蔡泽之欲困己以说，复曰：“何为不可?夫公孙鞅事孝公，极身毋二，尽公不还私，信赏罚以致治，竭智能，示情素，蒙怨咎，欺旧交，虏魏公子卬，卒为秦禽将，破敌军，攘地千里。吴起事悼王，使私不害公，谗不蔽忠，言不取苟合，行不取苟容，行义不顾毁誉，必有伯主强国，不辞祸凶。大夫种事越王，主离困辱，悉忠而不解，主虽亡绝，尽能而不离，多功而不矜，贵富不骄怠。若此三子者，义之至，忠之节也。故君子杀身以成名，义之所在，身虽死，无憾悔，何为不可哉?”蔡泽曰：“主圣臣贤，天下之福也；君明臣忠，国之福也；父慈子孝，夫信妇贞，家之福也。故比干忠，不能存殷；子胥知，不能存吴；申生孝，而晋惑乱。是有忠臣孝子，国家灭乱，何也?
蔡泽被赵国驱逐，逃亡到韩、魏，途中又被人抢走炊具。正落寞之时，听说秦相应侯范睢任用郑安平、王稽，可是后来两人都犯下了重罪，以致使范睢内心惭愧不已。蔡泽便决定西行入秦，去拜见秦昭王，事先故意对人发出豪语，以激怒范睢：“燕国大纵横家蔡泽，乃是天下雄辩豪杰之士。只要他一见到秦王，秦王必定任命他为相国，替代范睢的地位。”
范睢听说之后，就派人找来蔡泽，蔡泽见范睢，并未行礼只是拱了拱手，致使范睢很不高兴，谈吐之间蔡泽更是倨傲无礼，此时更是火上添油，于是责问他说：“你曾扬言，你将取代我的秦国相国职位，有没有这回事呢？”蔡泽回答说：“有。”范睢说：“那我倒愿意听听是什么道理？”蔡泽说：“唉，阁下为什么这样见识迟钝呢！即使是四季的转移，也是本着‘功成身退’的自然法则。一个人活在世界上，手脚都很健康，耳朵也很灵敏，眼睛也很明亮，内心像圣人一样贤智，这不是每个人殷切期望吗？”范睢说：“是的。”蔡泽说：“以仁为礼，以义为则，施恩德于天下，天下人都会由于感恩而崇拜他，并且都希望拥护他为君王，这不也都是雄辩家殷切期望的吗？”范睢说：“是的。”
蔡泽又说：“既富且贵，善治万事，使每个人都能享尽天年，每个人都不致夭折。天下人民都能继承他们的传统，维护他们的业绩，传给无穷的后代，名实兼而有之，恩泽流传万年，受人永远赞美，和天地同其始终，虽说这不是施仁义的结果，不也是圣人所说的吉祥善事吗？”范睢说：“是的。”蔡泽说：“例如秦国的商鞅、楚国的吴起、越国的文种，他们最后也都完成了他们愿望了吗？”
范睢知道蔡泽是为了要使自己陷于窘境，于是就这一点回答说：“为什么不可以？说起商鞅臣事秦孝公，终身尽忠，绝无二心，公而忘私，赏罚分明，秦国大治，竭尽智能，表露赤心，然而却招致秦国人的怨恨和责怪，他为秦国而欺骗老朋友，俘虏魏公子印，最后终于为秦国擒获魏将而大破魏军，扩充疆土达1000里之多。吴起臣事楚悼王，绝对不以私损公，更不用谗言来隐蔽忠节，每当遇到应行的大事，就不顾毁誉，一心想要使君王成就霸业，国家富强，而且不畏一切灾祸和邪恶势力。大夫文种，臣事越王勾践，当君主陷于困辱惨境时，他忠心爱主而不懈怠，君王虽然被敌人俘虏，仍然竭诚尽智没有背弃国家，而且不夸耀自己的功劳，即使富贵也不骄傲。像以上这三位忠臣，可以说是义行极致和忠贞的典范。所以君子总是牺牲性命来完成名节，只要是大义所在，虽然牺牲生命也无所懊悔，为什么不可以呢？”
蔡泽说：“君主圣明，这是国家之福。父亲慈爱，儿子孝顺，丈夫讲信义，妻子有贞节，这是国家之福。然而比干忠君爱国，却不能维护殷朝的存在，伍子胥虽然贤能，却不能使吴国保存不灭，申生虽然孝顺，而晋国仍然不能避免内乱。这就是虽然有忠臣孝子，国家仍然不免灭亡骚乱，这是什么道理呢？主要是没有明君、贤父来采纳的缘故。所以天下因为父不仁不义而蒙羞，臣子也因此而难免受其害。假如一定等到死才能尽忠成名，恐怕就连微子也不足成为仁人，孔子也不足成为圣人，管仲也不足以成为伟人。”这时范睢认为蔡泽的话很对。
蔡泽略为停一会接着说：“商鞅、吴起、文种，他们为人臣能够尽忠立功，这都是出于他们的心愿。闳夭大臣事周文王，周公辅佐周成王，难道不是尽忠吗？然而就君臣而论，商鞅和吴起、文种等人，当然还不如闳夭、周公。”蔡泽说：“然而阁下服务的君主与秦孝公、楚悼王、越王勾践相比，究竟谁更慈爱而又信任忠臣、不欺凌故旧呢？”范睢说：“不知道。”
蔡泽说：“当然，阁下的君主并不像秦孝公、越王勾践、楚悼王那样亲信忠臣。而阁下事奉君主，在平定内乱、消除祸患、排除困难。扩充、疆土、发展农业、振兴国家、强化君主等方面，威权压倒全国，功业扬名万里之外，并没有超过商鞅、吴起、文种三位名臣。但是阁下的地位和俸禄，以及家中的财富都已经超过他们三人，然而阁下还是不隐退，我深为阁下担忧。古谚说得对：‘太阳升到正午时就开始落，月亮圆到满盈时就开始亏。’万物都是盛极而衰，这乃是自然规律。不论是进还是退，不论是伸还是缩，都随着时间变化，这乃是圣人所认定的常理。
古时齐桓公九次会合诸侯，矫正天下弊风而使其焕然一新，到葵丘之会，桓公就显出了骄纵之色，因此就有九个国家背叛他。吴王夫差，自认为天下无敌，因此就轻视诸侯，欺凌齐、晋两国，到后来国破人亡。夏育、太史启等人，一声叱咤能使三军震撼，然而他们本人却死于普通人之手。这都是仗恃威权而不深思事物道理的缘故。
商鞅为秦孝公制度量衡、改革货币。废除井田、重划土地，教民努力耕种和作战，因此大军一出发就拓展疆土，军队凯旋而归使国家富强，所以秦兵无敌于天下，在诸侯之间建立了威权。可是成功之后，竟残遭五马分尸之刑。楚国拥有雄兵百万，然而秦将白起仅仅率领几万秦兵，一战便攻陷楚都鄢和郢，再战而焚烧夷陵，往南吞并蜀、汉，此外又越过韩、魏攻打强赵，在北方屠杀马服君及四十多万兵卒，血流成河，凄惨哀嚎之声震憾天地，为建立秦国的霸业立下了汗马功劳。从此以后，赵、楚两国衰弱下去，再也不敢抗拒秦兵，这都是仰仗白起攻下的城池有70多座，他虽然为秦国建立了丰伟战功，可是他却在杜邮被秦王赐死。吴起为楚悼王改革弊政罢免无能的朝臣，撤消无用的机构，废除多余的官吏，杜绝请客说情的风气，改良楚国的风俗，往南攻打杨越，往北攻打陈、蔡，摧毁连横政策，解散合纵之约，游说之士没有开口余地，可算得上是成功了，可怜最后他本人却死于楚人的乱箭之中，然后再把他分尸泄愤。越大夫文种，为越王勾践开疆拓土，发展农业，率领四方军队和全国上下的人民，击败吴国生擒吴王夫差，完成了越国霸王功业，可是到头来勾践却把他杀了。这四位贤臣，都是因为功成而不退，才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，这就是所谓‘伸而不能屈，往而不能返’。只有范蠡深知明哲保身之理，于是就以超然的姿态功成身退，远离人间的是非之门，驾轻舟渡海遁世，隐姓埋名经商，而成为巨富陶朱公。
难道阁下没有看过赌博的人吗？有时想孤注一掷，有时想步步取胜，相信阁下是最清楚的。如今阁下当了秦国相国，为了谋划国家大事而终日忙碌，为了制定策略而不走出朝廷，坐在朝中控制诸侯，威仪施行于三川，借以充实宜阳，打开羊肠之险，封闭太行要塞，切断三晋的道路，修栈道千里通往蜀汉之地，使天下诸侯都畏惧秦国,秦王的欲望得到了满足，您的功勋已无可复加，正是分功之时，此刻如果不知及时隐退，商鞅、吴起、文种之祸不远矣！您为何不在此时纳还相印，虚相国之位以待贤人？这样既可博取伯夷一样的美名，又可长享富贵，世代称孤，更能和仙人王子乔、赤松子一般长寿。这些与日后身遭惨祸，自是天壤之别，你的看法又如何呢？”范睢深有同感：“先生的说法太有道理了。”于是请蔡泽入座，待以上宾之礼。
过了几天，范睢入朝拜见昭王，对他说：“有位新从山东来的客人蔡泽，其人雄辩，臣阅人无数，更无人与之相比，臣自愧不如。”于是昭王召见蔡泽，相与言语，昭王十分赞赏，拜为客卿。范睢这时自思后路，便称病不朝，并且借病辞官。昭王一再不准，范睢便推言病重。昭王无奈只得允准。昭王对蔡泽的计谋十分欣赏，任命他为相。蔡泽助秦昭王吞并了东周国。
蔡泽出任相国没几个月，便有人恶意诽谤他，由于恐招致杀身之祸，便称病辞官，得封为刚成君。他在秦十多年，历事昭王、孝文王、庄襄王，最后任职于秦始皇皇朝，曾出使燕国，三年之后令太子丹到秦秦做人质。